班固这句评论精准概括了司马迁的史学精神，也奠定了《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实录”不仅意味着忠于史实，更包含语言风格、史料考证和价值判断三个层面的追求，其影响贯穿后世史学与文学。
首先，“其文直”强调语言直率简洁，不事浮华。司马迁在叙事中摒弃繁复辞藻，以平实笔触直陈其事。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通过简洁的人物对话与动作描写，生动再现了项羽的优柔寡断与刘邦的机敏权变，未加过多修饰却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种“文直”风格使《史记》兼具历史真实性与文学感染力，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朴素凝练的叙事传统。
其次，“其事核”体现为对史料的严谨考证。司马迁为追求史实准确，不仅广泛查阅宫廷藏书，更亲自游历天下。《太史公自序》记载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写《屈原贾生列传》时，他亲赴汨罗江畔凭吊屈原，搜集民间传说以印证史料；在写《魏公子列传》时，他实地探访大梁夷门旧址，考证信陵君礼贤下士的遗迹。这种“事核”的求实精神，使《史记》成为后世治史的典范。
最后，“不虚美，不隐恶”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家风骨。他既不为尊者讳，也不因个人好恶而曲笔。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既写刘邦“宽大长者”的气度，也毫不回避其“好酒及色”的市井习气，甚至如实记录其在彭城战败时为自己逃命“推堕孝惠、鲁元”的冷酷之举。在《孝武本纪》中，他对当朝汉武帝迷信方士、大兴土木的行为予以含蓄而深刻的批判。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失败者同样给予同情与尊重——《项羽本纪》将项羽列入本纪，以“霸王之业”肯定其历史地位，结尾“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悲叹，既写其刚愎自用，也寄寓深切惋惜。
《史记》的实录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史学领域，它确立了“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东汉班固著《汉书》时虽改纪传体为国别体，但直言“其文直，其事核”正是对司马迁精神的继承；唐代刘知幾《史通》将“直书”列为史家首要品格。在文学领域，《史记》开创了“文史合一”的叙事传统，滋养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文直”不仅在于文字风格的简练，更在于通过真实细节刻画人物、描摹事件，成为后世传记散文的学习渊源。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皆以《史记》为古文典范，学习其叙事方法。“实录”精神还催生了中国古典小说重视历史背景、追求“真实性”的审美趣味。例如，《三国演义》虽为小说，但其核心框架严格依托史实，被章学诚称为“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正体现了史传传统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更典型的是《红楼梦》，曹雪芹开篇自称“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这种将个人家族史融入虚构叙事的写法，其精神源头可追溯至司马迁将个人身世之感写入《史记》的幽深笔法。
《史记》的“实录”并非机械记录，而是蕴含着司马迁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与人文关怀。他在真实基础上塑造人物、剪裁史料，使历史叙述既可信又可感。这种将求真与审美统一的能力，使《史记》超越了一般史书，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为后世史学确立了求真的标准，也为中国文学注入了关注现实、刻画真实人性的基因。班固的评价，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这一伟大成就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