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大题属于语纲科目的经典问题，主要考察对不同语言构词、形态和语法范畴的分析能力。考查形式多为先在材料中给出两种语言的相关语料，一般为汉语-英语、或汉语-其他语种，或英语-其他语种，包括但不限于俄语、德语、法语、索马里语、阿眉斯语、祖鲁语等；继而要求对比分析（两种语言互为翻译关系）相应语料，回答3-5个小问题，主要涉及语素、语序、构词、语法范畴等。这种题想拿高分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素养、对细节的耐心推求，以及相当数量的题目练习。作答过程中，如果涉及到相关概念术语，要先对其进行名词解释，如“语素”“语法范畴”等（包括二级概念，如时态范畴、体范畴等），继而逐词推敲，力求穷尽要点，进一步细化分析。分析过程要尽量详致，涉及推理的要把思路写清楚。另外，准确判定该语种属于哪种结构类型至关重要（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复综语）。本题共30分，分值很高，相应地，扣分也不会手软。
本题考的是斯瓦希里语，该语种名词和动词都很有特色，名词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每类各有单独的前缀，一种用于单数，一种用于复数。动词则根据名词的类别呈现不同的形式，一个动词里要紧凑地传达时态、主语和宾语，所有这些形成一个完整体。（时态是通过将时态标记附加到动词词根而形成的，而主语和宾语标记则表示谁参与了动作。）这个有点反常识，我们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例如，词根“-soma”的意思是“阅读”。通过添加各种前缀和后缀，可以创造出许多变化——”anasoma”（他/她正在阅读）、”alisoma”（他/她阅读）、“atasoma”（他/她将阅读）。本题材料下面的几个小问也是根据这些特点来命制的。其实，斯瓦希里语和欧洲的几种语言很相像，因而只要平时多下功夫，哪怕考场上遇到这种较偏的语种也不用心慌，按部就班去分析就好。
原题：下列是swahili语的“名词+动词”结构及相应的英文翻译
mtoto amefika The child has arrived
mtoto anafika The child is arriving
mtoto atafika The child will arrive
watoto wamefika The children have arrived
watoto wanafika The children are arriving
watoto watafika The children will arrive
kisu kimeanguka The knife has fallen
kisu kinaanguka The knife is falling
kisu kitaanguka The knife will fall
visu vimeanguka The knifes have fallen
visu vinaanguka The knifes are falling
visu vitaanguka The knifes will fall
1.找出上面句子swahili语中的所有语素，并说明它的意义。
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swahili语是一种黏着语，其核心特征是名词类别前缀与动词主语一致前缀的对应。上述swahili语可以分解出以下语素：
（1）名词相关语素：
m-：名词前缀，表示单数人，用于构成单数名词，如“mtoto”（孩子）。
-toto：名词词根，意为“孩子”。
wa-：名词前缀，表示复数人，用于构成复数名词，如“watoto”（孩子们）。
ki-：名词前缀，表示单数物体，用于构成单数名词，如“kisu”（刀）。
-su：名词词根，意为“刀”。
vi-：名词前缀，表示复数物体，用于构成复数名词，如“visu”（刀，复数）。
（2）动词相关语素：
-fika：动词词根，意为“到达”。
-anguka：动词词根，意为“落下”。
（3）动词主语一致的前缀：
a-：用于单数人类，表示第三人称单数主语，相当于“他/她”。
wa-：用于复数人类，表示第三人称复数主语，相当于“他们”。
ki-：用于单数物体，表示第三人称单数主语，相当于“它”。
vi-：用于复数物体，表示第三人称复数主语，相当于“它们”。
（4）时态标记：
-me-：表示完成时态，相当于英语的“have done”，如“amefika”（已经到达）。
-na-：表示进行时态，相当于英语的“is doing”，如“anafika”（正在到达）。
-ta-：表示将来时态，相当于英语的“will do”，如“atafika”（将到达）。
2.说明swahili语中的动词是怎样构造的。
swahili语的动词构造基于黏着语的特点，通过语素叠加形成；动词要遵循它们的主语和宾语的名词类别。动词的基本结构为：主语一致前缀+时态标记+动词词根。具体而言：
（1）主语一致前缀：表示主语的人称、数和名词类别，与主语名词保持一致。例如，对于单数人类主语使用“a-”，复数人类主语使用“wa-”。
（2）时态标记：表示动作的时间或体，如“-me-”表示完成，“-na-”表示进行，“-ta-”表示将来。
（3）动词词根：表示动作的核心意义，如“-fika”（到达）、“-anguka”（落下）。
这种构造方式允许动词通过变化前缀和时态标记来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而词根保持不变。如上述语料中的“watoto(主语)+ watafika(动词)”拆分来看，动词就由wa-(一致前缀，匹配watoto)+-ta-(将来时)+-fika(词根)构成，意为“The children will arrive”。
3.就上述材料而言，swahili语中至少有哪几种语法范畴。
swahili语中至少存在以下语法范畴：
（1）时态范畴：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如将来时（通过“-ta-”标记）。
（2）体范畴：表示动作的状态或进程，如完成体（通过“-me-”标记）和进行体（通过“-na-”标记）。
（3）数范畴：表示名词和动词的单复数区别，如单数（“mototo”、“kisu”）和复数（“watoto”、“visu”），并通过动词主语一致前缀体现（如“a-” vs “wa-”）。
（4）人称范畴：虽然材料中所有句子都是第三人称，但动词主语一致前缀实际上也编码人称，这里体现为第三人称（如“a-”、“wa-”等）。
第四大题考察的是大家平时学习的考点覆盖度与总结归纳能力，要求我们既要对两个世纪内语言学发展的宏观趋向有所把握，也要对几个关键节点（流派、个人、理论等）十分熟悉，且能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讲清楚贡献与影响。
宏观来看，西方语言学流派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传统语法阶段(公元前5世纪—18世纪)，历史语言学阶段(整个19世纪)，现代语言学阶段(20世纪初至今)。这道题要梳理的便是后两个阶段的内容，而且要注意，这道题有高达40分的分值，所答内容要能与之相匹配，在完整性、系统性和细致程度上都有要求。具体来看：
整个19世纪，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占据统治地位，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在本质上是同一场学术运动的两个侧面，关系极为紧密，甚至经常被视为同义词。简单来说，比较语言学/比较语文学是方法，历史语言学是目的和结果。学者们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的形态和词汇，成功重构了语言的“历史”演变谱系。故而这部分我们重点探讨历史比较语言学及其两个重要发展阶段。
20世纪初，语言学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现代语言学悄然诞生。尤其是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的横空出世，其学说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在他的影响下，几个十分重要的语言学流派诞生，使20世纪语言学得到空前的发展。索绪尔的历史影响可分两大方面：第一，他为现代语言学提出了总的方向，明确了语言的本质，规定了语言学的任务——把语言作为一个单位系统和关系系统来分析。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的结构主义语法、英国的系统语法，甚至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无不与索绪尔的《教程》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第二方面的影响是索绪尔做的几个主要区分：语言与言语、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连锁关系与选择关系。现在，语言学中的大部分工作仍是在探讨这些概念的真正涵义和本质。
此外，对历史背景、阶段衔接、贡献及影响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可或缺，否则也会扣除相当的分数。
原题：梳理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
19世纪是社会变革和科学大发展的世纪，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语言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们开始用进化的观点看待语言，认为语言像生物一样，有起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且遵循自然规律。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在加尔各答宣布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及日耳曼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存在惊人的相似性，并提出它们源自同一“始源语”。这一发现打破了以往认为拉丁语源于希腊语或所有语言源于希伯来语的旧观念，掀起了研究梵语的热潮，标志着比较语言学的开端。欧洲学者则发现了古代印度潘尼尼的梵语语法著作，其严密的描写方法和语音分析成就为19世纪欧洲语言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3分）
19世纪前期，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确立比较方法，发现语音对应规律，证明语言亲属关系。丹麦学者拉斯克被视为历史语言学创始人之一。他在1814年的论文中强调了语法结构（而非仅仅是词汇）在确定语言亲属关系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语音转换的初步规则。德国的格里姆，于1822年在《德语语法》第二版中系统阐述了“格里姆定律”，揭示了日耳曼语与其他印欧语之间辅音演变的系统性规律（如清塞音变为摩擦音等）。他提出了“音变”概念，尽管当时他的解释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且承认有例外，但他首次证明了音变是有规律可循的。葆朴则通过比较多种语言的动词变位系统，从语法结构上证明了印欧语系的同源性，被公认为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修正早期的理论，使规律更加严密，并引入新的理论视角。1875年，丹麦学者卡尔·维尔纳发现了格里姆定律中的“例外”其实是有条件的。他指出，印欧语的清塞音在日耳曼语中是变成清摩擦音还是浊摩擦音，取决于重音的位置。这一发现消除了格里姆定律的例外，确立了“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原则，标志着历史语言学方法的成熟。洪堡特虽身处同一时代，但更关注语言的本质和类型。他提出语言是人类的创造能力，强调语言与思维的紧密联系，并提出了语言类型学（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多式综合语）。尽管他关于语言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观点后来被摒弃，但他对语言能力和语言相对论的探讨影响深远。施莱歇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将生物学分类法引入语言学。他绘制了印欧语系的谱系树，形象地展示了语言从共同母语分化演变的过程；还利用比较法重建了原始印欧语，甚至用重建的语言编写故事，展示了历史语言学的重构能力。（12分）
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都有别于传统的语文学。语言学从此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用历史的观点和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现象，注意探讨规律，走上了科学轨道。然而，历史比较语言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探寻不同语言的对应关系时，往往只是孤立地比较个别的词语，而没有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被后人斥为原子主义。其次，历史比较语言学过分偏重于语言的纵向历时研究，忽视了横向共时研究，偏重于语言的前后相继，忽视了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来的原始母语，是一个内部无年代差别和方言差别的语言系统，不可能符合历史事实。（5分）
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纪，哲学和心理学也出现了众多新流派。这些思潮促使语言学不再满足于对语言历史的追溯，而是寻求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地描写和分析语言本身的结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这一转向的关键人物。虽然他生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但其死后由学生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他不仅总结了19世纪历史语言学的成果，更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3分）
普通语言学作为系统研究人类语言普遍性质、起源、功能及其与思维、世界关系的学科，标志着语言学从具体语言研究或历史比较转向综合性理论探讨。德国学者威廉·洪堡特被公认为该领域的奠基人，他基于对70多种语言的实证调查，首次系统构建了普通语言学框架，反对纯思辨的“普遍语法”。在语言本质上，他强调语言是人类心智中动态的创造能力而非静态产品，区分了内部语言形式（语义与语法系统）和外部语言形式（语音/文字），这一思想后被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为“语言能力”理论；在语言功能上，他认为语言是思想的构造器官，每种语言独特的结构形成特定的“语言世界观”，并提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的著名论断，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人类语言学及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在类型学上，他从共时角度将语言分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和编插语，虽因主张类型有高低之分而引发争议，但其共时比较方法和语言-思维关系的探讨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石，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新洪堡特学派”。（5分）
20世纪初至50年代末，结构主义语言学占据统治地位，其核心思想是将语言视为一个系统的结构整体，主张通过分析元素间的关系来研究语言。代表人物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确立语言学为现代科学，提出研究对象应是抽象的“语言”而非具体的“言语”，强调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其结合具有任意性但约定俗成后具强制性，且符号价值源于差异关系；他特别强调共时性研究的优先性，认为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构成了语言系统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结构主义语言学衍生出三大流派：布拉格学派首创结构-功能主义，将结构主义应用于语音研究，提出“区别性特征”学说，注重历时与共时的结合；哥本哈根学派将符号说推向极端，视语言为独立于现实世界的抽象关系结构（语符学），偏重纯理论与数理逻辑结合的演绎法研究，对乔姆斯基影响深远；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则以布龙菲尔德1933年《语言论》为标志，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视语言为刺激-反应过程，重视口语记录和共时形式分析，排斥意义分析与历时研究，主要采用归纳法。（7分）
20世纪中叶以后，语言学迎来迅猛发展，其中转换生成语言学在批判和修正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基础上兴起，并取代了结构主义的主导地位。创始人乔姆斯基于1957年出版《句法结构》，发动了建立在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乔姆斯基革命”。他指出结构主义方法仅能分析语言表面现象，无法解释深层结构和歧义，因此主张语言学应研究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天生具有语言习得机制，能通过有限的生成规则（涵盖短语结构和词汇插入）与转换规则，在句法、语音和语义三个平面上演绎出无限句子。该理论不仅克服了结构主义忽视深层结构的局限，推动了认知科学的发展，而且因其高度形式化的特点，特别适合计算机应用，对人工智能、机器翻译及人机对话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5分）
第五大题考察韵书相关知识，题目本身综合性较强，不算简单。这道题有两个易失分点：其一，“《广韵》与《切韵》的关系”这一小问至少要涉及“渊源与传承、关键人物/事件、分韵演变、研究历程与实证、性质与地位/评价”等要点，核心内容缺失会有较多扣分；其二，不清楚《切韵》的性质到底考的是什么，乱答一通。这一小问必须答出“关于《切韵》性质的重要争论、编纂原则/音系构建逻辑、历史地位”等。
所谓《切韵》的性质，是说《切韵》到底反映的是什么样的语音实际，它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古隋唐的语音系统。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曾有人认为《切韵》不代表一时一地的具体语音，而是包罗古今方言的许多语音系统的集合体，也有人认为是当时某一个地方语言的实录。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都结合《切韵序》来分析。
原题：谈谈《广韵》与《切韵》的关系及《切韵》性质；为什么说《切韵》的语音系统是有事实依据的。
《广韵》与《切韵》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但也因时代跨度与修订过程而存在显著差异。隋代陆法言于公元602年撰成的《切韵》是汉语音韵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虽原书已佚，但其序文仍保存于宋代官修韵书《广韵》卷首，明确记载了《广韵》是以《切韵》为基础，经后人不断增补修订而成。长期以来，由于《广韵》凭借官修地位广泛流传，导致更早的《切韵》及唐代《唐韵》等逐渐亡佚，学界曾普遍误认为《广韵》的语音系统与《切韵》完全一致，仅在收字数量和释义上有所扩充。然而，两者成书时间相隔四百余年，且《广韵》在编纂过程中参考了多部中间时期的韵书，其语音系统是否毫无变化引发了学者质疑。清代顾炎武、戴震等已通过间接材料察觉二者差异，而近代敦煌残卷（如唐写本《切韵》、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等）的发现，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唐兰等人对完整宋濂跋本王仁煦本的考证，为厘清从《切韵》到《广韵》的语音演变提供了确凿依据。研究表明，《切韵》原分一百九十五韵，而现行《广韵》分为二百零六韵，据王国维考证，这一分韵体系实则是依照唐代李舟《切韵》的调整而来，主要涉及开口呼与合口呼的分合，虽未根本改变语音系统架构，但反映了语音的历史演变。总体而言，《切韵》虽初衷是为适应诗赋创作，却因其严密的音系构建超越了实用范畴，进入了语言学领域，而《广韵》则是在继承《切韵》核心框架的基础上，融合唐宋语音变化与多部韵书成果的集大成者，二者既有承继性又具时代差异性。
关于《切韵》的性质，在学术史上大致有四种看法：
1.综合体系说。代表人是章太炎、王力，他们认为《切韵》不代表一时一地的具体语音系统，是古今南北语音的大杂凑，是一种力图适应读经、作文、正音各方面需要的纸上音系。（《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之音，非并时同地得有声势二百六种也。）
2.单一体系说。这种观点有三派意见，即洛阳音说、金陵音说和长安音说。主洛阳音说的人以陈澧，他们认为切韵音系是实际存在的语音体系。具体地说，它的基础音系是洛阳音系，它所吸收的方言特点主要是金陵话的特点。主金陵音说的以张琨为代表，张琨先生认为在切韵音系中南音成份多于北音成份。主长安音说的主要考虑了长安是隋帝国的都城，政治、文化影响较大。
3.读书音体系说，代表人是陈寅恪、周祖谟、何九盈等。他们主张切韵代表的是洛阳士人的读书音。（既不专主南，亦不专主北，不能认为就是一个地点的方音的记录。）
4.南北综合说，这是学术界的新观点。这一派认为《切韵》是由北音和南音在洛阳和金陵两个活方言的基础上综合而形成的。
通过《切韵序》及后世研究，可以明确《切韵》的性质如下：它并非单纯记录隋代某一地一时口语的实录，也不是包罗古今方言的大杂烩，而是一部以隋代传统的洛阳音（即当时文人士族通用的读书音）为基础，同时“参校方俗，考核古今”，对南北方音及古音进行折衷、辨审和取舍后形成的文学语言语音系统。该书由陆法言等人针对前代韵书“各有乖互”、南北方音差异巨大以及分韵粗疏的问题，本着“剖析毫厘，分别黍累”的从细从分原则编撰而成，旨在确立一个能沟通古今、规范南北的统一正音标准，既保留了上古音的某些特点以维护传统雅言，又在客观上照顾了各方言中存留的古音成分，因此它是中古音系的典型代表，也是研究汉语语音史承上启下的重要桥梁。
综合上述内容可知，《切韵》的语音体统并不是向壁虚造的。语音本身富于系统性，由于《切韵》有事实根据，所以也很富于系统性。
第六大题主要考察考生对“《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这四部典籍内容、特点、贡献/价值的认识，对中国语言学四个发展时期的把握，以及对中国传统语言学本质特征的深层理解（中西语言学发展路径差异）。本题分值高达30分，对作答体量也有一定要求，组织答案要尽可能兼顾全面与细节。
原题：结合中国古代的《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说说为什么中国古代语言学家不以语法为研究对象，而是以文字为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漫长发展历程中，相继诞生了以《尔雅》、《说文解字》、《方言》、《释名》为代表的奠基性著作，构筑起辉煌殿堂。这四部巨著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语言学“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基本单位始终是“字”或“词”，缺乏对句子结构和语法规则的独立观照。由是观之，中国古代语言学家皆不以语法为研究对象，而以文字为研究对象。（总述/破题，2分）
具体来说，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作为中国第一部字书，核心在于阐述字形与字义、字音之间的联系。该书确立了汉字形义统一的规范，但它更多关注的是单个字符的内部构造理据，而非字符间的组合规则。《尔雅》我国第一部语言学专著，内容主要是对古代典籍词语的汇编，是古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开创著作。其主要任务是“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全书十九卷，按意义分类，如释诂、释言、释训等，致力于辨析同义词和解释古语词义，侧重于词汇语义的静态整理。《方言》是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著作，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体例与《尔雅》相同，只是要说明某词是属于某方言的。总共十三卷，除卷四服制，卷五器物，卷八兽，卷九兵器，卷十一虫，剩下的都释语词。除了记录方言之外，还记载了通语以及古今词汇的不同。其研究重心依然落在词汇的对应关系上，未涉及方言间的语法结构对比。《释名》是从语言学出发来研究声训，解释常用之物，无所不谈。该书企图说明一切词的“所以之意”，全书二十七卷，凡天、地、山、水、丘……形体、姿容、长幼……饮食、首饰、衣服……范围很广，完全从声训出发，关注的是“名”与“实”的语音联系，而非句法功能。（四部典籍内容与特征+总结，8分）
究其原因，核心主要有三：其一，社会文化因素。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这与经济基础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尊崇先圣先王，推重经籍古书，并以此作为取士标准。为阐发教义、通读经书，训诂之学率先繁荣起来，因为只有通过训诂才能理解古书中字词的含义和经籍的教义。而语法学对于解读经书的直接作用不如训诂学明显，所以发展较为缓慢。在五四运动以前，也没有产生语言理论。像《荀子·正名》那样透辟的语言理论，后世没有嗣响。《释名》的作者也算追求语言理论，但是没有成功。其二，汉语自身特点因素。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不以语法为对象，而以文字为对象。其所以不以语法为对象，因为汉语的语法是比较简单的。虚词可以作为词汇的问题来解决，句法则古今的差别不大，古代汉语句法问题可以通过熟读领悟来解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梵语音韵曾经影响我国的音韵学，而梵语语法却没有促使汉语语法学的产生；又说明了为什么直到十九世纪末年，马建忠才从西方移植了“葛郎玛”。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令人有这样的印象，以为文字可以直接表示概念；文字的研究，与通经直接发生关系。古人错误地认为：音读和训诂都是从文字生出来的；研究了文字，音读和训诂也跟着解决了。这说明了为什么两千年中，《说文》始终处于“小学”的统治地位。文字的价值的越估，直到民国初年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在西洋，语言学与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在中国古代，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原因就在于此。其三，与中国传统中“重直观感悟，轻逻辑形式”的思维方式也有关联。中国传统思维倾向于整体直观和辩证统一，注重从整体上感悟文章的意境，而不习惯像西方逻辑传统那样，将语言拆解为主谓宾等机械部件进行形式分析。中国古人治学崇尚“实事求是”，认为具体的字义、名物是“实”，而抽象的语法规则是“虚”。在缺乏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引的情况下，学者们更愿意投身于资料详实的训诂考据，而非构建抽象的语法体系。（原因剖析，前两点共12分，第三点3分）
语法学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经历了从传统训诂学附属到独立学科建立，再到不断发展完善的阶段。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标志着中国汉语语法学的诞生。该书借鉴拉丁语法，对古汉语语法进行了系统梳理，构建了古汉语语法学体系，使语法研究成为汉语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经过黎锦熙等人的努力，现代汉语语法学逐渐建立起来，主要着眼于语言共性。20世纪30年代，王力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随后陈望道组织中国文法革新讨论，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进入发展阶段，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寻找汉语语法的特点。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分别建立了自己的语法体系。50年代后，结构主义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影响力逐渐扩大，汉语语法研究逐步走上精细化描写的道路，此后语法学不断发展，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语法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