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27社工考研真题解析 | 内容分析、答题技巧

行动研究主张在一定活动场域中的所有行动者及他们之间的互动都是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他们都可以成为研究者，研究是在他们的互动过程、共同实践活动中进行的。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行动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行动者们平等参与研究。第二，行动研究具有非束缚性。第三，行动研究是以解释为取向的。第四，行动研究的目标取向是自我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第五，它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它是公开进行的系统调查和研究。

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它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成果。文化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之一，在维系社会运行和发展上，文化系统起着独特的作用，其主要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同功能

所谓认同功能，指文化使得社会群体、社会成员有了共同的可以交流的符号基础、心理基础，他们相互认可，认定自己属于同一种文化。

（二）规范功能

第一，文化给一个社会提供了基础，是社会交往的前提条件。

第二，文化给一个社会提供了范本，告诉社会成员做事情的规矩、规则是什么。

第三，文化给一个社会提供了最为原始的素材、材料，人们从事任何社会活动，都只能取材于文化。

第四，文化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使社会运行得以持续。

（三）整合功能

文化使社会团结有了重要的基础，这一点被称作文化的整合功能，使社会形成一个整体。仅有了社会要素还不等于一个社会，社会要素之所以能形成社会，是靠了文化的联系作用。

（四）教育与教化的功能

人是经文化的培育、教育、教化而成长起来的。在人由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中，文化的作用最大。文化对人的教化，特别是在一个人的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更重要的是通过潜移默化而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进入正规学校，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就一定会受到文化教化、涵化功能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由于历史、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原因而具有其明显的独特性。总体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福利体制基本是一种低水平、专业化发育不足和覆盖面狭小的剩余性社会福利，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和相关社会服务主要是通过行政管理与社会动员的方式来完成，以满足社会控制的需要，从而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与即时性特点。

（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施了计划经济模式，同时在社会福利方面也形成城乡二元体制。在城镇建立了以就业为基础的单位社会福利制度，而在农村则实行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有限的社会保护机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加快了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出现新的局面，社会福利的发展也出现多元化的局面。由于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和日益增加的社会需要，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服务体制已经不能解决上述问题与需要。因此，在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改善经济发展效益的前提下，国家进一步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力度，并加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福利体制，把民政体制和社会福利服务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的社会福利体制的发展

中国在过去 40 多年里发生的社会转型，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同西方福利国家相比，中国正努力建构的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福利制度凸显出以下特征：

第一，福利水平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基于中国实际国情与人口—资源关系，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施高福利制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同时，在福利体制与社会政策的理念上，中国社会也更加注重保护家庭的照顾功能与推崇个人勤奋努力的传统，政府要通过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持续投入，为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创造条件。

第二，同欧洲福利国家的普惠主义原则不同，中国基础型的社会福利在一定时期内仍要体现有差异的平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城乡分别建立了各自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服务制度，通过“先有后好”的渐进发展方式，逐步迈向未来城乡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逐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第三，在福利承担方面，福利责任并不是完全的国家责任，而是要采取不同责任主体共担模式并体现其主观能动性，避免形成超级政府（造成国家主义的低效率）或回归到国家大包大揽的模式（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命令与管制的传统），要充分体现国家（或政府）、企业（或集体）、新型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关系。在新的福利责任共担模式中，国家或政府主要在社会立法、社会政策制定和税收资源配置等方面承担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资源配置，也将在公共福利服务领域通过项目模式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企业通过安排就业、社会保险参与和税收贡献维护社会福利的正义性与公共性；社会组织通过资源筹措、专业或志愿服务提供以及良好的基层互动关系，促进政府与民间的沟通与交流，减少公共权力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成本，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个人的责任主要是通过积极就业、缴纳社会保险与相关税费等来履行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同时通过参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志愿活动，增加个人的良性社会资本并拓展自身生活与事业的发展空间。

第四，中国通过建立基础型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新型的社会责任一权利关系，促进新时期中国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增加社会经济发展的正能量。

共情又称同理心，即社会工作者设身处地体会服务对象的内心感受，理解服务对象的想法和要求。核心是“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而非单纯同情或评判”。需注意的是，共情不同于“同情”，同情是对他人困境产生的怜悯、惋惜等情绪，侧重于“站在自身视角看待他人的不幸”；而共情是“进入他人视角感受其处境”，更强调对他人内心世界的深度理解与共鸣。例如，面对失业者，同情可能是“真可怜，丢了工作”，而共情则是“能感受到你失去工作后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共情在社会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是建立信任关系的核心纽带，能减少人际冲突、促进有效沟通，同时也能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推动形成包容、互助的社会氛围。

个案工作模式与心理咨询既有交叉共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可从以下维度区分：

一、相同点

二者均以“专业帮助个体改善困境”为核心目标，服务模式高度相似：一是均采用 “一对一” 的专业关系，强调建立信任、保密的互动环境，通过倾听、共情等技巧理解服务对象需求；二是均依托系统理论（如心理动力学、认知行为理论等）制定干预方案，注重从个体心理、行为模式入手，帮助对象调整认知、缓解情绪或解决问题；三是均以 “赋能个体” 为导向，而非单纯给予建议，最终目标是提升对象的自我调适能力，实现长期改变。

二、不同点

服务侧重点不同：个案工作更侧重 “环境与个体的互动”，聚焦服务对象在社会系统中的困境（如贫困、就业歧视、家庭关系失衡等），干预时会联动社区、政策等外部资源，既解决个体心理问题，也改善其生存环境；心理咨询则更侧重“个体内部心理机制”，聚焦情绪障碍（如焦虑、抑郁）、认知偏差、行为问题等，干预核心是调整个体心理状态，较少直接介入外部社会环境。

专业背景与服务对象不同：个案工作从业者多为社会工作专业背景，服务对象涵盖更广泛的弱势群体（如困境儿童、残障人士、低保家庭等），部分对象可能无明确心理问题，仅需社会支持；心理咨询从业者多为心理学专业背景，服务对象以有心理困扰或轻中度心理问题的个体为主，更强调“主动求助”的意愿。

干预场景与目标延伸不同：个案工作常嵌入社区、福利机构等场景，目标可延伸至“推动社会公平”（如为弱势群体争取政策权益）；心理咨询多在咨询室开展，目标更聚焦“个体心理健康”，较少直接参与社会政策或资源调配。

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阶段，“以证据为本的实践”（EBP）整合 “最佳研究证据、专业技能、服务对象需求”，打破经验主义局限，为专业发展提供关键支撑，作用如下：

一、夯实专业公信力，破解合法性困境

传统实践因“重过程轻结果”导致服务效果模糊，EBP 通过科学验证方案（如青少年偏差行为的认知行为干预）、标准化评估工具量化成效，使服务“可测量、可验证”，增强服务对象信任，向社会证明专业价值，为争取政策与资源提供依据，破解 “专业合法性” 难题。

二、提升服务精准性，契合 “以对象为中心”

EBP 通过“证据—技能—需求”整合避免“一刀切”，依证据明确干预路径，结合专业技能适配对象情境（如少数民族家庭服务融入习俗），尊重对象意愿参与方案设计，实现“因需施策”，契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

三、推动知识迭代，强化专业自主性

EBP 构建“研究—实践—反馈”循环，将实践问题转化为研究议题，新证据（如线上小组对独居老人的干预效果）反哺实践并修正，使专业知识适配网络成瘾等新问题，避免知识陈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四、规范行业标准，助力职业化进程

EBP 明确“证据筛选、服务流程、评估方法”，如儿童保护领域的“多源评估—安全保障—追踪评估”标准，为从业者提供指南，降低实践风险，推动行业从“粗放”向“标准化”转型，为职业化制度（资格认证、薪酬体系）奠定基础。

一、志愿服务融入基层治理的核心价值与意义

1.弥补治理资源缺口，提升服务精准度

基层治理常面临“人手不足、资源有限”的困境，志愿服务能以灵活、低成本的方式填补空白。例如社区养老中，志愿者可提供上门陪诊、独居老人巡访服务，补充专业养老机构的服务盲区。

2.激发群众主体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志愿服务打破了“政府单向治理”的模式，通过动员居民、返乡青年、退休人员等群体参与，让群众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如社区议事志愿者参与公共空间规划、乡村振兴志愿者协助制定村规民约，既能增强群众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又能让治理决策更贴合基层实际，减少政策落地的阻力。

3.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基层和谐稳定

志愿服务蕴含的互助精神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缓解基层矛盾。例如社区纠纷调解志愿者多为邻里信任的“熟人”，可通过柔性沟通化解家庭矛盾、邻里争执。

二、有效构建城乡社区志愿服务体系的实践路径

1.搭建“需求—资源”对接平台，实现精准匹配

建立城乡社区志愿服务信息库，一方面通过入户调研、线上问卷收集群众需求；另一方面整合志愿者资源，按技能、时间灵活度分类建档，形成“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的动态匹配机制。依托数字化工具实现优化对接，开发社区志愿服务小程序，支持群众在线发布需求、志愿者“一键接单”，如城市社区的“邻里帮”平台、乡村的“志愿助农”端口，提升供需对接效率。

2.健全“培育—激励—保障”机制，增强体系可持续性

分层培育志愿者队伍，针对普通志愿者开展基础培训，针对专业领域志愿者联合专业机构开展专项培训；培育“志愿骨干”，选拔有组织能力的志愿者担任队长，带动团队规范化运作。完善激励与保障制度，建立“志愿服务时长兑换” 机制，推行“星级志愿者”评定，增强志愿者的荣誉感；为志愿者购买意外险，明确服务过程中的权责边界，解决志愿者的后顾之忧。整合多元资源支持，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合作，如政府提供场地与政策支持，企业捐赠物资或设立志愿基金，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培训与项目指导，形成“多方协同”的支持网络。

3.兼顾城乡差异，构建差异化服务模式

城市社区聚焦“精细化服务”，打造特色志愿品牌项目。例如针对老龄化社区的“银龄互助” 计划、针对新市民社区的“融入陪伴”志愿活动；推动志愿服务与社区治理场景深度融合，如志愿者参与社区疫情防控、文明创建等重点工作。乡村社区聚焦实用性服务，贴合乡村发展需求。例如组建“农技志愿队”助力农产品种植与销售，“教育志愿队”为留守儿童提供课业辅导，“文化志愿队”挖掘与传承乡土文化等工作。

4.强化党建引领，确保体系正确方向

以党建为核心统筹志愿服务资源，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一方面通过党员志愿者带头参与，形成“党员引领、群众跟进”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将志愿服务纳入社区党组织的议事决策范畴，结合党建项目设计志愿活动，确保志愿服务与基层治理的核心目标同频共振，避免服务碎片化、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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