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 年内蒙古大学社会工作考研真题全解|送高分答题框架+解题技巧

家庭系统由若干个子系统（夫妻、亲子、兄弟姊妹等）组成，每个子系统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使家庭系统有序运转，以实现家庭的功能。家庭系统涉及如下概念：目标或目的、构成要素、运作的秩序、维持该系统的活力能量及与外界的互动方式等。家庭系统与外界的联系因其“渗透性”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可以高度容许信息自由进出的开放系统；二为与外界没有交换关系，不允许信息进出的封闭系统。开放的系统在适应外界的同时发展了自己，家庭成员注重学习新的知识，自我价值得到承认；封闭的系统与外界隔绝，家庭运行依赖内部权威（家长），家庭成员没有机会发展个人的能力。

社会工作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对社会工作研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把它理解为关于社会工作的研究；二是把它理解为为了社会工作的研究。把为了发展社会工作、促进社会工作实务而进行的科学研究称为社会工作研究。

社会工作是科学的助人活动，社会工作研究对于改进社会工作过程十分必要。社会工作研究的主要功能和作用如下。

1.了解社会需要，设计社会服务。社会服务的开展是以社会需要为基础的，要使社会服务具有科学性和针对性，就必须对社会需要做科学的调查研究，探讨提供服务的途径，并对服务方案进行科学的评估和选择。这些都必须以科学的社会调查和对调查资料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在社会服务项目较新，投入资源较大的情况下，社会工作研究尤为重要。

2.了解服务对象，推进社会服务。社会服务是在复杂的社会、文化等环境条件下，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过程。这个传递服务的过程受到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鉴于此，认真研究服务对象所处的社会系统，研究他们的问题发生史、生活史和支持系统等，对实施社会服务十分重要。随着服务的开展，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将不断显现出新的情况。社会工作者只有及时地、客观地认识这些情况，才能有效地推进服务。

3.了解服务进展，不断改进服务。随着服务的推进，服务对象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和需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也可能发生变化，社会服务本身也可能需要改进。为了改善和进一步推进社会服务，必须对已开展的服务进行评估，对新发生的情况进行研究。

4.发现新的问题，倡导政策调整。社会服务是在一定的政策框架下进行的，社会工作不但具体地实施社会政策、满足政策对象需要，而且可能会在服务中发现新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或原来并未认识到的问题，也可能是新产生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影响面较大，就必须通过完善政策来解决。社会工作研究在政策倡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5.总结实践经验，促进理论发展。社会工作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社会工作要发展就要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要实现社会工作经验的积累，发展社会工作理论，就必须对社会工作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提炼和分析，对之进行梳理和概括，这就需要科学的社会工作研究。

城乡融合指通过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人口、资源、服务和制度的双向流动与均衡配置，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这一过程直接影响社会福利制度的重构。

一、城乡融合对社会福利制度价值理念的重构：从二元分割到融合正义

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基础上，形成了“城乡差异化的福利分配逻辑”。城乡融合推动了福利价值观的根本转型。

从“身份福利”到“需要为本”：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境中”与“需要为本”的原则。城乡融合使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农民工等群体的需求显性化，促使福利资格认定逐步弱化户籍限制，转向以实际需要为核心。

从“地域公平”到“融合正义”：城乡差距本质是结构性不平等。社会工作倡导“社会正义”与“包容性发展”，城乡融合通过资源再分配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福利制度从补偿性正义转向制度性正义，注重消除福利获取的制度性障碍。

二、城乡融合对社会福利制度结构的冲击：从碎片化到整合化

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社会福利制度长期呈现“碎片化”特征，城乡融合倒逼制度结构向系统化、一体化转型：

政策体系的整合压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打破城乡制度壁垒。但实践中仍存在区域差距与瞄准偏差。社会工作可在政策倡导中推动“底线公平”与“差异互补”相结合的制度设计。

治理单元的重组与嵌入：“村改居”、新型农村社区等过渡型社会形态涌现，要求福利制度在基层治理重构中重新嵌入。社会工作通过社区发展、资产建设等模式，促进福利制度与基层治理的有机衔接，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的形成。

三、城乡融合对福利服务输送机制的革新：从单一行政化到多元协同化

城乡融合改变了福利服务的实施场景与供给模式，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角色提出了新要求：

服务场景的复杂化与整合性干预：城乡结合部、城郊地区等融合地带，社会问题呈现“交叉性”（如失地农民的经济适应、心理融入与家庭关系紧张并存）。社会工作需发展“整合服务模式”，通过个案管理、社区干预等方法提供多维支持。

供给机制的社会化与专业自主性：政府购买服务、政社合作成为福利供给的重要方式。社会工作组织在参与服务输送时，需平衡行政逻辑与专业伦理，推动“项目化运作”向“可持续本土实践”转化，同时加强服务质量监督与评估。

四、城乡融合对福利对象需求的影响：从静态群体到动态人口

人口流动与空间重构使福利需求呈现动态化、多元化特征，考验福利制度的回应能力：

需求的时空延展性：农民工、随迁子女等群体的福利需求跨越地域，要求制度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如留守儿童“家庭－学校－社区”联动服务）。社会工作可借助“生态系统理论”构建跨地域支持网络。

风险形态的变迁与预防性干预：城乡融合催生新型社会风险，如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断层、农村社区资本流失等。社会福利制度需从“补救型经济援助”转向“发展型能力建设”，社会工作通过赋权、社区经济培育等方法，增强个体的抗逆力与社区的可持续性。

城乡融合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是系统性、深层次的，它推动了福利价值理念向“需要为本”与“融合正义”转型，促进了制度结构从碎片化走向整合化，革新了服务输送机制，并要求福利制度对动态化需求做出灵敏回应。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应发挥三重功能。微观层面上通过直接服务增强个体与家庭的适应能力；中观层面上重建社区支持网络，促进融合地带的社会资本培育；宏观层面上参与政策倡导，推动构建“普惠性与专精性相结合”的福利体系。社会福利制度应以城乡融合为契机，构建以公民身份为基础、需要为本、多元协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现代福利体系，而社会工作将是实现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

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可划分为传统实践阶段、专业重建与教育推广阶段、制度建构与融合发展阶段三个阶段，体现从传统经验到专业体系的演进。

1.传统实践阶段（1949 年—1980 年代末）：行政主导的“实际社会工作”。此阶段中国尚未形成专业社会工作体系，但存在大量行政性、半专业化的社会福利与服务实践，主要由政府、单位、街居系统承担（如民政工作、工会帮扶、邻里调解）。枫桥经验（1960 年代诞生）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其“依靠群众、预防矛盾、就地化解”的理念，体现了中国本土社会管理的智慧，强调群众路线与基层动员，但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有明显区别。

2.专业重建与教育推广阶段（1990 年代—2010 年代初）：专业化的引入与探索。伴随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知识体系通过高校教育（如 1988 年北京大学设立社会工作专业）逐步引入。此阶段的特点是“教育先行、实践滞后”，专业服务多局限于试点项目（如社区服务、灾后介入），整体尚未融入国家主流福利体系。

3.制度建构与融合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职业化与本土化协同推进。政策推动是关键转折：2015 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8 年民政部设立“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司”等举措，标志社会工作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关于社会工作的指示（如“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即服务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当前发展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推动专业社会工作与现有行政体系、群众工作传统（如枫桥经验）相结合，实现从“外来借鉴”到“内生发展”的转型。

二、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议题，指将国际专业经验与中国社会文化、制度现实相结合的过程。其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维度：

1.理论本土化：从“西方理论移植”到“本土知识生产”。需批判性运用西方理论（如生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如儒家仁爱思想、家国同构观念）及党的群众工作理论。枫桥经验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理念，可为社区调解、危机干预等领域提供本土理论资源。

2.实践模式本土化：专业性与行政性、群众路线的融合、“嵌入性发展”是核心机制：专业社会工作通过嵌入现有民政、政法、卫生健康等行政体系，逐步拓展服务空间。

3.制度与文化调适：适应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需求。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逻辑需回应以下本土特征：家庭本位文化：服务设计重视家庭整体介入而非纯粹个人主义；体制依赖性：注重与党组织、群团组织（如工会、妇联）协同；转型期社会问题：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老龄化、基层矛盾化解等国家战略议题。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本质是一个从本土实践出发，吸收专业元素，再回归本土建构的辩证过程。其本土化不是简单套用西方模式，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以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推动专业方法与传统文化、群众工作、行政体制有机融合。未来应继续坚持“实践驱动、制度护航、文化滋养”的路径，使社会工作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

民族志是人类学家研究社会文化（特别是早期人类学家研究相对远古、相对原始的外部社会文化）的人类学主要研究方式。这种特定的研究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所使用的方法和途径必须是深入实地的、长时间的、参与互动的。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所采用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是观察和访谈。民族志与实地研究和参与观察的方式相似，人类学的民族志是一种更为极端的实地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在实地生活的时间更长，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程度更深，同时其主要的关注点也更多地集中于对当地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描述与分析上。

发展型社会政策是在总结过去各种社会政策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理论由于兼顾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因此在解决现阶段各国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社会福利理论中“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学派逐渐发展起来，超越了过去传统的“左派”和“右派”的争论，对社会政策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认为社会政策应该坚持维护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基本目标的同时也应该强调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在社会福利理论和社会政策实践发展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关于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争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认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目标不仅仅是要消除贫困，而且还应该追求全面的社会公平与社会平等。但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应该降低社会政策的目标和政府干预的程度以恢复经济效率和自由选择。为此他们将社会政策的目标只定义为消除贫困，而不是要追求公平和平等。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如下：

1.社会政策应该关注经济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其关注经济发展的原则，即社会政策不仅应该关注分配问题，而且还应该关注生产过程和经济运行的其他环节，以使其能够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2.社会政策可以与市场机制和经济政策互相融合。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强调社会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一方面，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可以也应该强调公平、平等、社会关照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在实施社会政策的过程中，也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其效率。

3.社会政策的重点领域。发展型社会政策不再坚持以再分配和高水平的福利供给作为反贫困的唯一途径，而是更多地强调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而兼顾反贫困、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的目标。为此，提出将社会政策的重点领域转向以下一些方面：强调福利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强调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降低社会排斥；合理界定基本社会需要和基本保障水平。

1,材料反映的社会政策方向：

权益保障制度化以《宪法》为依据出台专门法律，明确将老年人权益保护纳入法治轨道，标志着我国老年群体权益保障从道德倡导转向法律规范与制度保障相结合的阶段，确立了政府、社会、家庭在老年人权益保护中的责任边界。传统美德与现代治理融合立法宗旨将“弘扬敬老养老传统美德”纳入其中，体现了社会政策兼顾文化传承与现代社会治理的方向，既强调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也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价值支撑。老龄事业发展与权益保障协同推进政策并非单一聚焦权益救济，而是将“发展老年事业”与“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并列，明确了社会政策的双目标导向——通过完善养老服务、老年医疗、老年文化等事业，从源头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实现积极老龄化。

面临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加速与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的特点，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对养老床位、专业护理人员、老年医疗资源的需求激增，但目前养老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如优质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养老服务薄弱）的问题突出，难以匹配老年群体的多元化需求。

（2）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社会养老体系衔接不畅。随着城镇化、少子化发展，传统家庭养老的压力逐渐增大，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数量增多。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与家庭养老的衔接机制尚不健全，存在服务碎片化、资源整合难度大等问题，难以形成“家庭－社区－机构”协同养老的合力。

（3）法律执行与监督机制不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虽明确了各项权利，但在实践中，部分条款存在执行难、监督弱的问题。此外，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歧视等侵权行为的维权渠道不够畅通，老年群体的维权能力和意识也有待提升。

（4）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的老龄事业发展差距显著。农村地区养老基础设施落后、专业人才匮乏，老年人面临的养老、医疗困境更为突出；而城市中不同收入群体的养老服务可及性也存在差异，低收入老年群体难以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

2,该政策对社会工作参与老年人服务实践领域的影响：

（1）明确了社会工作的法律地位与服务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社会工作介入老年人服务提供了法律支撑，明确了老年服务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者可依据法律中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老龄事业发展的相关规定，开展专业服务，提升服务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2）拓展了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与内容。政策的三大立法宗旨对应了社会工作的多元服务方向：针对“弘扬敬老养老传统美德”，社会工作者可开展家庭支持服务，如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减压辅导、技能培训，协调家庭成员关系，强化家庭养老的功能；针对“发展老年事业”，可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策划与运营、养老机构的专业服务督导、老年文化活动的组织等；针对“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可开展老年维权服务，如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协助处理侵权纠纷，同时开展防诈骗宣传、权益保护知识普及等活动。

（3）推动了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化与规范化发展。政策对老年服务的系统性要求，倒逼社会工作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例如，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需求，社会工作者需要掌握老年心理学、康复护理知识、个案管理等专业技能；针对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如独居老人的精神慰藉、高龄老人的生活照料），推动了老年社会工作从“粗放式服务”向“精细化、专业化服务”转型。

（4）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多方协同合作。老年人权益保障和老龄事业发展需要政府、社区、家庭、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社会工作者在其中扮演资源链接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可推动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承接+社区联动+家庭参与”的合作机制，整合养老服务资源，解决服务碎片化问题

（5）提出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政策的落地需要大量具备专业素养的老年社会工作者，这既为社会工作人才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案背景

A 社区是较为有特色的社区，是一个旧粮仓遗址，20 世纪是负责承载粮食的，但是由于时代发展，其历史价值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淡忘，居民的历史观念薄弱；此外，社区中还普遍存在“文化氛围淡、邻里互动少”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利于对 A 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现需要设计针对于 A 社区的“社区营造”活动方案，提升居民对于社区历史的认知与社区归属感。

二、方案主题

“旧粮仓、新邻里——以历史文化为纽带，构建互动型社区”

三、方案目标

1.总体目标：挖掘 A 社区旧粮仓历史文化资源，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促进不同群体，如促进年轻人、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互动，重塑社区文化氛围与邻里关系。

2.具体目标：完成 1 份《A 社区旧粮仓历史文化手册》，覆盖 80%以上社区居民；开展 5 场历史文化主题活动，吸引至少 100 名居民参与；培育 1 支“社区文化志愿队”，推动社区文化活动的自主运营。

四、服务对象

A 社区全体居民，重点联动老年人、年轻人与外来务工人员。

五、方案内容与实施步骤

（一）阶段 1：旧粮仓历史资源挖掘

邀请社区内老年居民开展“旧粮仓记忆访谈”，收集粮仓的历史故事、老照片、实物线索；

联动街道文化站，查阅 A 社区粮仓的历史档案，整理其时代背景、功能变迁；

制作《A 社区旧粮仓历史文化手册》，含文字、老照片、居民口述故事，在社区公告栏、居民群发放。

（二）阶段 2：文化融合主题活动

1.“旧粮仓故事会”分享会：邀请老年居民分享粮仓往事，年轻人、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倾听，促进代际与群体间的历史认知交流；

2.“旧粮仓创意改造”工作坊：组织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围绕“旧粮仓遗址的文化利用”进行创意设计，如打造“粮仓文化角”，增强居民对社区空间的归属感；

3.“邻里文化市集”：结合旧粮仓“粮食承载”的历史，设置“传统粮食制品体验”“居民手作交换”等摊位，促进邻里互动。

（三）阶段 3：社区文化自组织培育

招募社区内有文化兴趣、组织能力的居民，成立“社区文化志愿队”；开展 1 次“志愿队能力建设培训”，教授活动策划、资源链接技巧，推动志愿队自主策划后续的文化活动，如每月 1 次“粮仓历史小课堂”。

六、资源保障

1.人力资源：社区工作者 2 名、居民志愿者 20 名、街道文化站工作人员 1 名；

2.物资资源：闲置空间使用权（社区空地、旧粮仓遗址闲置空间）、展陈设备、园艺工具、艺术创作材料、访谈录音设备、手册印刷物料等；

3.资金资源：社区公益基金、街道文化建设补贴。

七、评估方式

1.过程评估：记录活动参与人数、手册发放量、志愿队组建进度、社群小组数量、空间使用率等；

2.结果评估：通过居民问卷调研“社区文化氛围感知度”或社区认同感量表前后测对比的变化、邻里关系网络密度分析（通过社交通讯频率测量）；媒体报道次数、外来参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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