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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在文明传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传播生态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既给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带来了挑战，如西方舆论挑战加剧、社会思潮激荡等，也带来了机遇。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进行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媒介化理论，引入 “技道合一” 的理念，深入探讨其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中的内在逻辑与媒介化治理。

（一）哲学之思：超越 “主 - 客” 二元对立框架

“技道合一” 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具有 “天人合一” 的意涵，与过往普遍的 “人 - 技” 对立认知不同。其中庄子强调的 “道”“技” 合一观是典型代表，他认为 “技” 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与 “道” 的融通，这体现了从自然物角度对技术异化和 “存在” 问题的深刻思考。

这种思想与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等对人、技术与物的思考有共鸣之处。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对人、技术与物的论述反映了其技术批判立场，而《庄子》与他们虽审视存在问题的直接对象不同，但都强调超越 “主 - 客” 二元对立思维，彰显了技术与人文文化齐头并进的意蕴。

（二）媒介化社会的呼唤：对媒介呈现性和物质性的审视

媒介长期被置于主客二元对立认识框架下，实际上它具有呈现性和物质性。数智技术加速媒介化现象的生成，使媒介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人类思想生态贫乏、媒介实践与社会真实界限模糊等。

“技道合一” 的理念契合媒介化社会中媒介与人、文化的关系。它指向媒介技术与社会思想文化协同并进，对媒介的功能及其社会本质属性进行综合审视，可作为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文化建设不足的一种治理路径。

（一）以技载道：中华文明数智化的呈现与遮蔽

数智技术发展首先带来文明数智化呈现，扩展了传统与现代文明交融的空间，促使思想文化内容、文化器物等依托媒介再现。例如 3D 打印、网络数据库等技术使中华文明得以复刻、存储和传播，网络动画、短视频等媒介形式拓展了外宣形式。

然而，媒介景观的显现也带来了遮蔽。丰富文明呈现形式可能模糊思想内核，如一些民俗活动在直播中被商业化呈现，背离了文明内涵。且单一媒介功能有限及不同媒介 “各说各话”，难以完全呈现文明底蕴，社交媒体也因信息碎片化等问题难以体系化反映中华文明。

（二）技进乎道：数智化中华文明演进的危与机

技术深度变革衍生出数智化中华文明生态图景，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重塑信息生产与流通关系，如 ChatGPT 等大模型的应用改变了信息生产模式，但网络媒介的一些问题不利于中华文明展示，且可能加剧国外民众误读。

另一方面解构 “内容为王” 的传播生态，促使国际竞争向媒介话语权移位。西方国家掌握全球媒介话语主导权，我国在媒介化进程中相对落后，技术的快速演进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风险。

（一）技以明道：树立 “人机物” 互型传播意识

技术变革凸显了人、技术物与一般事物的多元关系，“人机物” 互型传播模式符合媒介化生态。树立这种传播意识要认识到数智技术架构起景观社会，我们的日常生活随时面向全球展现。

在日常传播实践中要将人、机、物均视为主体，发挥人的创新实践与情感连接能力，让 “事物” 自身 “说话”。同时要注重在关系生产中呈现人、物、生活与思想价值，优化 “人机物” 互型传播的媒介集合作用以纠偏。

（二）技新道新：构建体系化的文明强符号

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需要构建体系化的文明强符号，强符号可对抗传播中的异化问题。梳理中华文明传播历程，中国文化符号可分为六大类，虽已取得一定影响力，但现有符号难以完全彰显中国价值。

构建强符号要明确文明边界、挖掘文明精髓，立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方向，覆盖整个文明交流互鉴历程，注重现代文明符号的生成以及传统文化符号的转化，提升平台的沟通和语境赋予能力，实现意义的多维共享。

（三）技道合一：推进面向全球的治理规范

面对全球媒介环境的变化和中华文明传播危机，中国推进面向全球的前沿媒介治理规范是必要的。数智技术引发了一系列风险，如内部文化生态动荡和文明传播次生危机，需要相应政策规制。

中国应基于 “技道合一” 的理念优化内部文明生态，制定能应用至世界各国的政策规制，覆盖技术研发到应用的全流程，加强全球信息交流与对话合作，提升全球媒介治理话语权。

1、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互联网传播内容，如《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这些法规要求互联网平台对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审核，确保信息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防止有害信息的传播，包括谣言、暴力、色情、恐怖主义等内容。例如，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会根据相关规定，对违规账号进行封禁处理，对违规信息进行删除。

2、推进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治理倡议

中国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随着人工智能在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如智能算法推荐系统对信息传播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些规范和倡议旨在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合理使用，避免因算法偏见、数据泄露等问题对社会和文化造成负面影响，确保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符合伦理和法律要求。

3、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GDPR 对欧盟境内的企业以及与欧盟公民数据相关的非欧盟企业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和共享等方面进行了严格规范。在传播领域，这影响到了互联网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等对用户数据的处理方式。例如，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在欧盟地区需要更加明确地告知用户数据的使用目的，并在获得用户明确同意后才能进行相关数据操作，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这一法规旨在保护用户的隐私数据，同时也对国际传播中的数据流动和使用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企业更加注重数据治理和用户隐私保护。

4、美国政府曾多次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监管尝试。例如，对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平台的隐私政策、内容审核政策等方面进行调查和监督。一方面是关注用户数据隐私问题，另一方面是对平台上传播的内容进行监督，特别是涉及虚假信息、政治宣传等方面。尽管美国的监管方式和力度存在争议，但这反映了政府对社交媒体这一重要传播媒介的治理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