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6文学考研真题中的《文心雕龙》
- 2026-11-16 20: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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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编,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总论含上编的《原道》至《辨骚》五篇,是全书的“文之枢纽”。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其中前十篇是论有韵之文,后十篇是叙无韵之笔。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五篇,论述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品评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等。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
《文心雕龙》不仅是南朝,也是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它那博大精深的理论思想,系统周密的内容结构,工巧精彩的骈文语言,贯通古籍的文化底蕴,莫不聚然可观,令人豁目开襟,服膺钦敬,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让我们看看26年与刘勰《文心雕龙》相关的文学考题:
1.填空:《文心雕龙》的作者是(刘勰)。(首都师范大学,2026年)
2.填空: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陕西师范大学,2026年)
3.填空:神思出自《(文心雕龙)》。(杭州师范大学,2026年)
4.名词解释:刘勰(北京语言大学,2026年)
5.名词解释:《文心雕龙》(厦门大学,2026年)
6.名词解释:《辨骚》(复旦大学,2026年)
7.名词解释:神思(南开大学,2026年)
8.名词解释:隐秀(中山大学,2026年)
9.名词解释:“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南京大学,2026年)
10.简述《文心雕龙》以及其贡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6年)
11.简述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论的核心内容。(陕西师范大学,2026年)
12.结合具体文学史现象,说明《文心雕龙·时序》中“时运交移,文质代变”的合理性。(华南师范大学,2026年)
13.以中国的“文变染乎世情”和西方相关文论,说明文学形式与政治的关系(北京大学,2026年)
纵观全国各大院校真题,对《文心雕龙》的主要考查形式有三种,难度依次递增:一是考查对某一篇章或具体内容的理解,比如2026陕西师范大学这道对《文心雕龙·神思》篇的考查;二是全书更为宏观的层面,比如简述《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的基本观点。(武汉大学2020年)三是以《文心雕龙》中的某句话或观点为引子,考查更具综合性的内容,比如2026年北京大学的这道题。由于重点篇目众多,小研无法一一分析,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阅读童庆炳先生《〈文心雕龙〉三十说》、李建中教授《文心雕龙讲演录》等专著。
小研下面为大家的分析,主要还是将篇章综合起来,侧重宏观层面,回答大的问题。即按刘勰在《序志》篇自述的“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大部分,其中,“剖情析采”又可分为创作论和批评论两个层面。

(一)“文之枢纽”
刘勰在《序志》中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所谓“文之枢纽”,指的是指导文章写作的总原则。刘勰将这一原则表现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起始的五篇之中。这五篇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前三篇为第一层次,后两篇为第二层次。在第一层中刘勰提出了写作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在第二层中刘勰进一步提出写作发展的基本方向。
《原道》篇通过对文与天地万物及人的关系的论述,确立了作为文章写作根本原则的“自然之道”的内涵。其次通过对“人文”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回顾进一步论证了“自然之道”,从而提出了“原道心以敷章”的思想。《原道》篇“本乎道以为文”的思想,是刘勰为文章写作确立的根本原则,也是他关于文章写作的根本思想。这一思想在“文之枢纽”中逐层深化,贯穿于《文心雕龙》的各部分,成为他的理论体系的基础。
《征圣》篇的主旨是“师乎圣”,是指为文当以圣为师,即师法圣人是如何“原道心以敷章”。在《征圣》篇中,刘勰首先引述了孔子的一些论文言辞,证明孔子在政化、事迹、修身三个方面都以文为贵,并且通过三个“贵文之征”,引申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的结论。这是对《原道》篇本乎“道”以为文思想的具体的理论阐发。
《宗经》与《正纬》《辨骚》三篇的内在联系非常密切,它们共同构成“文之枢纽”的理论的又一层次。“宗经”是指为文当宗法儒家经典所体现的文章写作的根本原则。提倡为文宗经,是因为经乃“圣文”,是圣人依据“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的原则创作的。它是本乎“道”为文的典范性体现,是文章写作的楷模。那么如何在宗经的基础上进行各类文章的写作,《正纬》《辨骚》两篇实际上就是探讨这个问题。《正纬》篇论纬书,《辨骚》篇论《离骚》。两者都是经典之后“文变”的典型,刘勰对两者详加论述,具有典范性意义,探讨了文章写作如何在师圣宗经的前提下有所新变,研究文变的正确原则,做到“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

(二)“论文叙笔”
刘勰在《序志》中云:“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在这一部分刘勰论述的是不同文体的写作问题,包括《明诗》至《书记》共20篇,共涉及33种文体。所谓“论文叙笔”,明确指出了刘勰论文体是以“文”“笔”进行分类的,其中前十篇论有韵之文,包括诗、乐府、赋、铭、诔等;后十篇论无韵之笔,包括史传、诸子、论说等。
刘勰论文体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他将自己的方法概括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项,也就是叙述文体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代表作品、归纳创作要求四方面,刘勰“论文叙笔”二十篇基本都贯穿了这一论述方法。这四项以“敷理以举统”最为关键,前三个方面的论述都是为它服务的,都是为了最终归纳总结出各种文体的创作要求,以达到指导写作的根本目的。
如《明诗》篇最后总结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写作要求时云:“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这被刘勰称为“纲领之要”。因此,刘勰认为上述四项若都已阐明,则文章写作“纲领明矣”。不过,从刘勰所论33种文体来看,不仅包括《文选》不收的经、史、子等专门著作,还包括了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诊等,大大超出了曹丕、陆机、挚虞等人所论范围,显然刘勰心目中的文学范围是很广泛的。

(三)“剖情析采”
刘勰在《序志》中云:“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刘勰指出,他在《文心雕龙》上二十五篇是论“纲领”,而下二十四篇则将论“毛目”,也就是要论述文章从“情”到“采”的各种具体写作方法。刘勰在这一部分广泛讨论了创作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构思与布局、用辞与练字、风格与体裁、鉴赏与批评、文章与才性、文学与时代等。一般来说,从《神思》到《总术》十九篇可归为创作论范围,从《时序》到《程器》五篇可归为批评论范围。这是《文心雕龙》中最具理论价值的一部分,我们将在下两个小节作详细介绍。

(四)《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论
在“论文叙笔”部分,刘勰曾归纳过各种文体的写作要求,而在这一部分,刘勰则是从创作的一般规律角度来探讨创作的具体方法。刘勰所论,涉及创作过程的方方面面,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其所论创作问题,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三大方面。
1.论创作构思
创作过程开始,首先面对的就是构思问题,刘勰在《神思》篇中集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首先指出,构思是一个充满艺术想象活动的过程。艺术想象活动不受形骸束缚,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在想象活动中主体情感又始终是与客观物象结伴而行的,刘勰将艺术想象的这一特征归纳为“神与物游”。
其次指出,在充满想象活动的艺术构思过程中又必须保持一份虚静的精神状态。刘勰认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虚静可以使构思时精神集中,不受主客观因素干扰,从而获得好的艺术效果。刘勰在《养气》篇中还指出,构思活动中虚静精神状态的保持需要“养气”,即要“养”成一种自然从容的心态,如此方可“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最后,刘勰提出了艺术构思中的语言传达问题。他说:“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刘勰指出,构思中欲用语言将绚丽多姿的想象完全捕捉住是很困难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一方面要“积学储宝”,即作家在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方面要不断积累,以获得丰富的语言传达才能;另一方面要“笔固知止”,即要认识到语言传达的有限性,而将至微之意留在文外。刘勰对构思过程的描述,以及对言不尽意的肯定,明显受到了陆机《文赋》的影响。
2.论结构风格
神思之后将是布局谋篇。刘勰在《镕裁》等篇中讨论了创作中的布局结构问题,在《体性》等篇中讨论了文章风格问题,这两方面决定了文章的整体风貌。
首先是布局,刘勰在《镕裁》中云:“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即要设定体制、选取材料、树立文骨,以为进一步创作做准备。
其次是结构,《附会》云:“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刘勰将文章的整体结构分为情志、事义、辞采和宫商四个部分,并以神明、骨髓、肌肤和声气为喻,指出了它们在文章中的主次地位及相互关系。在《章句》篇中刘勰还谈到了文章结构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提出“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的原则。
最后是风格,刘勰认为文章的风格与作家的个性和文章的体裁有关。他在《体性》篇中指出,文章的风格是作家才性(即才、气、学、习)的直接体现,其基本类型主要有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和轻靡八种。他在《定势》篇中又指出,文章的不同体制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如“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等。然后,刘勰在《风骨》篇中提出了他对文章风格的一个普遍性要求,即要有风骨,也就是要求文章应具有爽朗刚健的艺术风貌。
3.论练字造句
布局谋篇之后便是运词用句来完成文章。刘勰在《情采》、《声律》等篇中详尽论述了写作中文辞运用的各种技巧。
刘勰首先指出,文章文辞运用要与文章内容、结构和风格协调一致,不能片面追求字句的华丽。他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然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因此,他强调“执术驭篇”,“务先大体”,要“为情造文”,而不要“为文造情”;要“文丽而不淫”,要“体约而不芜”。
其次他具体论述了文辞运用的各种技巧,包括声律、骈偶、用典、比兴、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技巧,以及练字练句的具体方法,充分体现了刘勰对文章文辞美的重视。刘勰对这些艺术技巧的重视,显然是与当时以骈俪文风为主的创作实际相适应的。
最后他列举了文辞运用中应避免的若干问题。如在文辞内容方面常有用词不当、违反孝道、尊卑不分、比拟不伦四种毛病;在文辞运用方面常有“依希其旨”“率多猜忌”“掠人美辞”三种问题;在注解方面则有“谬于研求”“率意而断”两种毛病。这些都是写作中应当尽量避免的,因为“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若能檃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指瑕》),显示了刘勰对文章写作的严格要求。

(五)《文心雕龙》中的批评论
《文心雕龙》“剖情析采”部分虽以论文章写作的一般规律为主,但其中一些篇目却涉及文学批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内容:
1.论文学与现实
刘勰在《物色》与《时序》两篇中的论述涉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物色》篇主要涉及的是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时序》篇则主要论述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刘勰在《物色》篇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他指出,自然景物的变化,触发了人们心中的情感,而这正是文学作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勰曾在其他篇目中多次表达了这一观点。如《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诠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根据自然景物与文学的这一关系,刘勰进一步总结出“以少总多”的创作原则,并强调文学创作应该注重利用“江山之助”,到大自然中去吸取营养。
刘勰在《时序》篇中首先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观点。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整体风貌大体是在质朴与华艳之间游移,但总体来说是在不断走向华艳。而就文章写作而言,他更倡导“斟酌于质文之间,而檃括于雅俗之际”(《通变》)的风貌。其次他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他认为,文学风貌特征的变化,是与时代和社会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其中包括政治兴衰与社会治乱、学术思潮之面貌、统治阶级的倡导等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到文学风貌的形成和转变。正所谓“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时序》)。
2.论作家之才性
刘勰在《才略》与《程器》两篇中主要论述了作家的才性问题。在《才略》篇中刘勰以文学才气为标准评论了历代作家的主要成就,并同时提出作家成就高低除了与主观才气有关外,还与客观条件有关,因此他强调作家还应“贵乎时”。在《程器》篇中刘勰又以儒家道德观为标准批评了历代作家的德性缺点,并指出自己所理想的作家应是有文有质、德才并茂之士,应能“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结合《才略》与《程器》两篇可以看出,刘勰论作家才性基本是持才性离异的观点,虽然他认为理想的作家应是德才兼备者,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一些作家有品德缺点而贬低他们的文学成就,而是从文学才气的角度给予他们客观的评价。这也是自曹丕《典论·论文》以来六朝学者在才性问题上的普遍认识。
3.论批评之方法
刘勰在《知音》篇中专门讨论了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
他开篇便提出了“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的问题,指出文学批评之难。“知音”之所以难,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批评者常犯“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的毛病。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客观公正的批评呢?刘勰认为首先要有端正的态度,即要抛开前面提及的几种毛病,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其次要有充分的准备,即要加强个人修养,以提高批评水平,因为“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最后要从“六观”入手进行具体批评。
所谓“六观”,其一观位体,考察的是作品所采取的体制;其二观置辞,考察的是作品运用辞采的状况;其三观通变,考察的是作品中的因革情况,看有何创新;其四观奇正,考察的是作品中的奇正关系,看如何“以正驭奇”;其五观事义,考察的是作品中的用典情况;其六观宫商,考察的是作品中的声律问题。刘勰提倡“六观”之法,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仅“观”这六个方面,正如刘勰说:“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知音》)显然,刘勰是将“六观”作为沿波讨源的入手处,由此去探得作者的思想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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