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高中语文教材唐宋八大家作品复习
- 2026-11-19 07:48:32
(高考)高中语文教材唐宋八大家作品复习
复习教材时,我喜欢让学生翻教材,五册书必须带齐,上课时常让学生把书翻到目录页。
比如今天,“翻开目录,找找唐宋八大家,教材里选编了哪些课文?”
“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苏洵的《六国论》,苏轼的《赤壁赋》和《石钟山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
“苏辙和曾巩呢?”
“没有。”
“唐宋八大家里,高中教材收了六家,苏辙和曾巩没进教材。所以重点复习这六位。”
“韩柳与欧阳,三苏并曾王。”
“记住这句口诀,就能记住这八个人。为什么语文书要把这六个人从唐朝到宋朝,选编给我们学习?他们写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六个人,不能按“唐宋”来分,得按风格来分,就是一种写作的“味道”。

第一对:韩愈和柳宗元—“潮”与“泉”。
韩愈的《师说》。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气势直接砸下来,不容置疑。韩愈这个人,就是一把硬骨头。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耻学于师”,他偏要站出来写,写得理直气壮。他的文章,用古人的话说,叫“韩如潮”——像大潮,卷着浪头,势不可挡。排比句一浪接一浪,读着读着,就被他推着走了。他是古文运动的“破局者”,专门跟那种花里胡哨的骈文对着干。
柳宗元呢?“柳如泉”。他的《种树郭橐驼传》,看这题目,像小说,像传记。他不像韩愈那样喊口号,他是借着郭橐驼种树的故事,慢慢地说。树种得好,是因为“顺木之天”;官治得不好,是因为“好烦其令”。全文不骂一句人,但讽刺的劲儿,全在骨子里。冷、静、深。这就是柳宗元的味道。
第二对:欧阳修和苏洵—“柔”与“刚”。
宋朝的这俩,也特别有意思。
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是写历史,写后唐庄宗李存勖。他写完,得出一个结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他没拍桌子骂人,就是一唱三叹。欧阳修的文章,走的是“平易”路线。他自己是文坛领袖,但他不端架子,他要把古文写得像家常话一样亲切。读他的文章,像听一个见过大世面的长辈在跟你聊历史,聊着聊着,你就听进去了。
苏洵——苏轼的爸爸,老苏——他写《六国论》,一上来就“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门见山,一刀切下去。整篇文章噼里啪啦,层层紧逼,像打辩论赛。他是纵横家的底子,有战国策士的那股子气。他的文章,是拿来“用”的,是拿来骂醒当时那些给辽和西夏交岁币的北宋官员的。这叫“老苏直奔千里”。
第三位:苏轼——那个“自由”的人。
在古文里,苏轼是个“破壁人”。
韩愈和柳宗元,讲究“文以载道”,文章是为了讲道理的。到了苏轼这儿,文章不再只是讲道理的工具,文章成了他生活的记录。教材里选了他两篇文章,《赤壁赋》,那是赋,可里面全是哲理;《石钟山记》,那是个游记,可他在里面较真考证,非得弄清楚石钟山为什么叫石钟山。
苏轼写文章,叫“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该写就写,该停就停,他根本不按照什么固定的套路来。到了苏轼,古文彻底活了,它变成了个人生命的体验,变成了性情。
第四位:王安石——那个“冷面”的改革者。
他的文章可与韩愈的《师说》比较。
《答司马谏议书》。司马光给他写了三千多字的长信,他回了三百多字。这三百多字,没有一点废话。司马光指责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他一条一条地怼回去,句子短,斩钉截铁。
这跟韩愈的《师说》反差很大。《师说》是有情绪的,有痛心,有愤慨。王安石的这封回信,几乎没有情绪,全是逻辑。他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他是来陈述事实的。他的文章,就像一把手术刀,干脆、精准、冷峻。只是两人的对话不在一条线上,我以前写过,今天就不赘述。
最关键的是,给这六个人理一条线。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朝的,他们的任务是把那种假大空的骈文踹开,让文章重新能讲道理、讲真话。这叫“立骨”。
欧阳修、苏洵、苏轼、王安石,是宋朝的。他们接着唐朝的活儿,但方向变了。欧阳修把它变平易了,苏洵把它变犀利了,苏轼把它变成个人的自由表达,王安石把它变成改革公文。这叫“成用”和“极其变”。
复习教材上的这六个人,不是为了背他们的生卒年。下次再读这些文章,记住三句话:韩如潮,柳如泉,苏轼是一座自由的山。熟悉一个人的写作整体风格,好举一反三,懂得他们的文脉。
遇到一篇古文,先看它是谁写的。如果是韩愈,就准备好被他那股气势推着走;如果是柳宗元,、就得沉下心来,去听那个藏在故事底下的叹息;如果是王安石,别指望他给你什么感情,他只会给你讲道理,而且是不容辩驳的道理。

于是,我在想,我们学古文,到底学的是什么?
学一群古代的聪明人,怎么把自己的脑子里的话,用最好看、最有力量的文字说出来。这个本事,千年前管用,千年后,我们写文章,也管用。
就把这些话送给学生,也许这比说学这些古文能使人更聪明更睿智更实用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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