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复习,老师们不要报酬,欢天喜地上课
- 2026-11-20 03:19:40
妈妈说:我的女儿上大学,我供!
1976年10月以后,清华中学的空气都和过去不一样了。每天大清早,教师宿舍群力楼上,大家一边洗漱早餐,一边听教务处陈章老师读报。
数学组率先开始业务学习,长年生病的朱老师给青年教师讲微积分,我也去听,管他懂不懂用不用得着的,好歹是学习呀!数学组的老师们让我坐下,没人说你一语文组的听什么微积分呐!对知识的渴求并不可耻,现在不怕人说“白专道路”啦!
1977年10月,国务院宣布恢复高考!
真是盛事呵!清华中学沸腾了!老师们精神振奋,兴高采烈。一向木纳不言的老先生都容光焕发,聊起文革前“保高三”的日子,说那时开夜车,伙房把面块直接端到教研室办公桌上,甚为得意。高考恢复了,老师们的存在感和尊严恢复了,“臭老九”不臭了!
校园不时有一群群早先毕业的老学生来了,群力楼门庭若市。老师们在狭窄的寝室里翻课本,找教材,欣然接待。
时已深秋,群力楼下那株茶花含苞欲放。
那时重庆的长江上一座桥都没有,语文组江老师家在沙坪坝,夫人身体不好,回家须转车转船好几个小时,他每周六上完上午二节课就急急地离开学校。这天我看见他走了,中午又看他气喘吁吁地回来,说是都走到江边了,碰上一学生来要复习资料。要是不回来取,得耽误学生两天复习时间呢!
从宣布恢复高考到正式高考,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清华中学教务处窗口挂了个小黑板,写着某日某时某教室某老师讲什么课。老师们讲课没有任何报酬,全是义务,而且兴致勃勃。十多年了,又看到这样投入的学习和这样较真的学生,做老师的欢天喜地!
丁老师教数学,那会儿瘦得很,她孩子小,爱人只能一周回来一次,她忙得裤子上总是白白的粉笔灰,那些日子却忙得很享受,忙得精神。她看见我兴奋地说:“哎呀,小赵,你那个弟弟不错哟!我上完课,他不走,说老师你算错了。我一看,他是对的呐!”
丁老师是文革前两年大学毕业分到清华中学的,课上得好,也要强,有学生当众指出她的错,她这么开心!
各科高考复习课,谁都可以进来听,坐不下了就站着,教室里面站不下就站在门外,站窗外。
我堂弟陈卫星从城里到九中来复习。那年他19岁,因为腿有残疾,没下乡,也没工作。粉碎“四人帮”了,各单位上街游行欢呼,他也随街道组织去了。看热闹的人高兴地数着游行队伍:“学生来了,工人来了,机关干部……”他们的队伍过来时,人们看不出是哪单位的,停一下,有人想到个词:“哦,废品青年来了!”
“废品青年”这个词很刺激卫星。我那时张罗他来复习,比我自己复习重要,因为我总是有工作,他却不能不跳出“废品”堆。
但老师们那些天见到我就要问:“报名没有哇?”年轻的同事当然相互鼓励。
当然只能报文科,我已别无选择。好多年买菜都懒得算账了,考数理化还考得上?我爸爸没有意见了,同学陈榕的爸爸还坚持她不能考文科。陈榕把书本一推,说:那我不考了,考理科考不上的!她爸妈才罢了。后来我才知道,陈榕爸爸陈理源伯伯是重庆有名的新闻才子,曾任《新民晚报》重庆版主编,1949年前就很能为革命鼓吹的,1950年代却因胡风问题有过一年牢狱之灾。
在中国,文字狱影响深远,代代知识分子一念及此,不寒而栗!祸从口出,株连家小!个人爱好,轻若鸿毛哇!
那年我刚接了一个新初一,还是当班主任,教两个班语文,每天两节课,雷打不动。还有几天就要考试了,学校却在开冬运会,班主任必须到场带学生参加,同学们整天看比赛,我招呼运动员,招呼观众,得空才能坐在后面看复习资料。
语文教研组长林老师平日不苟言笑,跟我也很少交流,这时特意把我叫到他家里,跟我说:历来考语文,作文占大头,你还是要写几篇练习。还叮嘱我一定要严格掌握作文时间。
史地组的梁老师一个人带两个女儿住在楼下,一向苦着脸不言语,几年跟我都没有说过话。这天见了我热情地叫:“小赵,你来,你来一下!”我跟他去了他的寝室,他送我一份油印的史地复习资料。
考大学,谁都想帮我!
清华中学唯一吹冷风的是校长。我妈妈在群力楼遇见他,他说:“赵妈妈,你们晓铃去上大学不带薪,你要考虑哦!”
我妈妈说:“校长,不要紧!我的女儿上大学,我供;她的女儿上幼儿园,她爸爸供。”
现在想来,校长或许只是不愿意初中部少一个能顶岗的教师,而我妈妈真是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