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6文学考研真题中的《庄子》

《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说理散文集，《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见《庄子》三十三篇，分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为晋郭象选注本。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杂篇出于庄子后学或后世学庄者，文章写成于战国中期和后期。全书基本属于一个思想体系，有大致统一的写作风格。

《庄子》的哲学思想源于老子，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是体认“道”的人生。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在当下，阅读《庄子》，学习《庄子》，重逢庄子，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让我们看看26年与《庄子》相关的文学考题：

纵观2026年全国各大院校真题，对《庄子》的考查主要集中在对其文本艺术特色与文学价值的理解上，或将《庄子》置于文学史中，来分析更广层面的内容，偶有涉及《庄子》基础知识和学术史的题目。小研带大家一一拆解：

庄子三言，即寓言、重言和卮言。《庄子·天下》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一书，大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

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目的是藉外论之，取信于人，避免以“我”为是非标准的主观片面，简单来说，就是将抽象高妙的哲理以具体的物象表达出来。《庄子》一书中的寓言极多，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且运用灵活，在先秦诸子十分突出，如《逍遥游》。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寓言，形成了《庄子》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的特色。

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常托于黄帝、尧舜、孔子、老聃等人之口），托己说于尊长之言以自重，这样，文中古代的贤君、名人、圣哲之言，即是庄子想要表达的道理。重言的目的在于避免直接说理而引发无谓的争辩。运用这种借古立言的方式，使《庄子》在说理时既有说服力又不失灵活性，虚实之间出入自如。

卮言：卮为古代酒器，满则倾，空则仰，因物随变，无有定形。卮言即顺道而流、不执一端之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能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穷年无尽地流传下去。卮言是庄子最根本的言说方式，寓言与重言最终都归于卮言，为其提供内在的节奏与依据。《庄子》书中章句往往忽彼忽此、前后似不连贯，却始终环绕“道枢”旋转，这种日新不已、不可把捉的流动感，正是卮言的外在表现。

在复习中，除了需要掌握三言的基本概念，还要能够结合好文本，能记住一到两个例子，既是方便理解，也是作为答题素材储备。

《庄子》一书，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出浓郁的文学品格。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这是理解其艺术特色的总纲。关于《庄子》的艺术特色，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题目出现，有的则切口更细，比如2026年河南大学就要求考生举例赏析庄子独特的论辩艺术。具体而言，《庄子》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三言”并用的言说方式，创造了虚实相生的艺术世界。《庄子·寓言》篇自述其写作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关于三言的详解，上文已述，此处不再重复。三言交织，使《庄子》突破了质实的论说，将读者带入鲲鹏展翅、庄周梦蝶、骷髅论道等一系列恢诡谲怪的想象时空。这种虚构的写法，在后世正统论者看来或有“诞妄”之嫌，实则正是它最大的文学魅力所在。

第二，高度诗化的语言，赋予文章极强的形象感染力。与《孟子》步步为营的逻辑推演不同，《庄子》不以严密的概念辨析见长，而是通过意象的跳跃来传递哲思，重在暗示与激发。如写天籁，“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连用激、謞、叱、吸、叫、譹、宎、咬等字拟声，文字本身即化为风声的交响，让读者直接置身于大风吹万物的声音世界之中。全书大量运用比兴、夸张、排宕等修辞，于说理之中别构一种“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奇异美感。读者被引入这样一个感性的诗性世界，往往在获得哲学启悟之前，先已被其语言所唤起的直观感受和想象所击中。

第三，将深刻的哲学思辨融化于生动的形象与叙事之中，做到了理趣与形象的浑然一体。与《老子》的格言体和《论语》的语录体不同，《庄子》特别善于将抽象的哲学思考编成一个完整生动的故事。如庄周梦蝶，迷离惝恍，“物化”命题深藏其中；庖丁解牛，则将“养生主”必须“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道理化为一场神乎其技的艺术表演。这种写法能够让人在或神奇、或滑稽、或优美的叙事中自行品味。其人物更是形态各异，支离疏、哀骀它等畸人形象，外表残缺而内德充实，这种对美丑界限的有意模糊，也正是其齐物思想的外化。

言意关系更多是涉及到了批评史的内容，在2026年的考题中没有较多直接呈现，但在很多问题上，这一考点都非常重要。道家认为言不能尽意，《老子》开篇即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明“道”作为最高的存在，是不能够用语言来言说的。庄子承老子而来，于《天道》篇中提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秋水》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言不尽意”的观点。总体来说，《庄子》中的言意关系包含以下三方面：

首先，道之本体的不可言说性，在庄子的认知中，道与物的界限十分清晰，对于物人们可以任意称谓命名，而“道”却不能称谓命名，只可依靠个人体验去领悟，属于形而上的本体领域。《庄子·则阳》点明了言尽于物：“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而“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对于一个永恒无限的“道”的本体，用多变而有限的言辞是无法将“道”之根本言说清楚的。

其次，“道”与“言”之间存在“第三者”——知（人的认识能力），并且将“知”也作了不同层次的区分，“大知闲闲，小知间间”，所谓“大知”是气定神闲之“知”，而“小知”则是有所阻隔的不能通透之“知”。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因此庄子又对“言”进行了再命名——“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即在人类的抽象思维的认识范围内，（小知）的事物是可以言说的（小言）。但“小知”不可通“道”，无以尽“意”。“大知”与“道”相通，与“大言”是彼此联系的，表现为“去知”，即是一种“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

最后，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言不尽意”论，但同时又从表达和接受两方面对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做一定的发展。其一是“道”是不可言说的，但庄子提出“重言、寓言、卮言”三言理论。其二是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方法解决如何体悟真正的“道”。《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此处“言”被喻为“得意”的工具，“意”应是对“道”的本体的感悟，而非日常名理范围内的“意”。一旦“得意”，庄子认为最好忘掉“言”这种外在形式，从而进入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

《庄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在于它自身卓越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它深刻参与并塑造了后世文学的审美品格和精神气质。对这一问题的考查，实际上就是将《庄子》置于文学史脉络中，本质还是要能够充分理解《庄子》的文学价值。概括而言，其影响主要显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逍遥游”的自由精神，为后世文人开拓了一种境界。《庄子》开篇即写鲲鹏图南，其旨归于一种“无待”而游于无穷的生命状态。这一思想对中国文人心理的塑造至为深远。当文人置身现实困厄之时，庄子式的“逍遥”便转化为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姿态，使之得以从功名得失中暂时抽身，返归内心的自由。如苏轼，一生屡遭贬谪，而能在黄州写下“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在儋州写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正是一种庄学式的精神腾挪。可以说，“逍遥游”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种不被外物所役的心境，使无数诗篇在困厄中反而获得了超越性的气象与襟怀。

第二，宏阔奇崛的浪漫主义想象，为中国文学提供了现实主义传统之外的另一套超越现实逻辑的表现方式。《庄子》想象之奇诡、境界之宏阔，其影响不仅在于后世文人直接化用的鲲鹏、大椿、藐姑射山神人等意象，它更启示了一种不受现实逻辑束缚的艺术思维方式。太白之诗，“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时空的极度伸缩、视点的超然俯仰，深得庄子神游六合的气魄。李贺歌诗，“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想象之奇崛怪诞，亦与《庄子》的恢诡谲怪血脉相通。可以说，正是庄子开创的浪漫主义精神传统，使中国文学在写实之外，始终保留着一片可以让精神纵横驰骋的想象疆域。

第三，以寓言说理的方式，开创了寓庄于谐的文学表达范式。庄子将深湛的哲学思辨凝结为一个个具体可感的故事，使抽象的“道”在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佝偻承蜩等场景中化为可直观领悟的经验。这种写法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从《韩非子》的寓言储说到唐宋以来的寓言小品如柳宗元《三戒》，再到《聊斋志异》以狐鬼花妖寄寓人生感慨，无不与庄子的寓言传统一脉相承。庄子寓言借此说彼的思维方式，实已定型为中国文学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旨的表达传统之一。

第四，“物我一体”的悟道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论中“意会”式的评论传统。《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著名寓言，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消泯了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强调以整个生命去冥合对象，直接影响了后世文艺批评的运思习惯。中国文论中的许多精妙论述，承此而来，譬喻点悟，追求的是言外之意、象外之旨。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形容“纤秾”，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形容“典雅”，全用意象来唤起对风格的领会，这正是庄子“得意而忘言”式的批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