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十一点半，厨房里的抽油烟机还在嗡嗡响，听起来像个垂死挣扎的蜜蜂。我手里攥着那张78分的数学卷子，纸边都被我捏得发皱了，手心全是汗。
客厅里，儿子正趴在茶几上改错题，背影像只受惊的虾米。老公在旁边刷手机，每隔五分钟就抬头看一眼钟，不耐烦地说：“这都第几遍了？猪都教会了。”
我深吸一口气，压着火，指着卷子上的一道应用题：“你告诉我，这一题到底是哪儿不会？”
儿子没抬头，声音闷闷的：“我不会。”
“题干这么长，你读了没有？”我感觉太阳穴突突直跳，“妈给你念了三遍，你耳朵长哪儿去了？”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因为就在那一秒，我透过面前的镜子，看见了自己——不是现在的我，是三十年前，同样的一个深夜，同样的一盏台灯下，那个被我妈指着鼻子骂“榆木脑袋”的小女孩。
那时候我也觉得，数学题就是世界上最难解的结，每一个红叉都像是一记耳光。我妈也是这么说的：“我都讲八遍了，你怎么还不会？”
原来，愤怒是会遗传的。
我僵在原地，手里的卷子突然变得烫手。儿子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眼神里带着试探，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委屈。他怯生生地问：“妈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根弦，“啪”地断了。
我走过去，没有像往常那样把笔塞他手里，而是轻轻按住了他那只一直在抖的手。他的手心里，也是一手心的汗。
“对不起，”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哑，“咱们不写了。”
老公从手机里抬起头，一脸不可置信：“啊？明天老师不问吗？”
我没理他，抽出那张皱巴巴的卷子，对折，撕掉。
“明天我跟老师说，是我让他休息的。”我把废纸扔进垃圾桶，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这道题太难了，妈妈小时候也不会。”
儿子愣住了，眼圈一下子红了，没哭出声，就是大颗大颗的眼泪往下掉。
后来，我没让他继续改题。我带他去厨房，给他热了杯牛奶，又切了块蛋糕。我们俩并排坐在餐桌前，谁也没说话。
窗外的路灯把树影照在玻璃上，晃晃悠悠的。我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侧脸，突然意识到，比起那该死的78分，我差点弄丢的，是这个会害怕、会流汗、会委屈的小男孩。
第二天早上，我起晚了，慌慌张张地找车钥匙。儿子从房间里跑出来，手里举着那张卷子，上面密密麻麻都是铅笔印，但最底下，他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
“妈妈，我会了，这次是因为我不小心。”
他把卷子塞给我，转身跑向学校，校服后背被风吹得鼓鼓的。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行稚嫩的字，突然鼻子一酸。
原来，治愈童年最好的解药，不是让孩子考满分，而是在他们搞砸的时候，给他们一个不用完美的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