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不光是音乐和环境成了一种象征和喻体,女主人公身上那二十多款旗袍更折射出多层次的隐喻之义。王家卫虽一再强调,故事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香港,但整个影片透出的氛围仍让人感觉像是张爱玲笔下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叽里呱啦的上海话和表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从上海带过去的海派文化,是形成这种氛围的重要原因, 但那极具东方情调的旗袍,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苏丽珍骨子里是个传统的女人,虽在感情上深受丈夫伤害,却极力想维持自己的家庭,当被丈夫背叛的猜测在偶然看到周太太从日本寄来的信中得到证实,她依然不敢和丈夫捅破那最后的一层纱。她和周先生由开始的同病相怜到心心相印,其中的刻骨真情连她自己都不能否认,但她依然婉拒对方,压抑自己说“我们不会和他们一样。”她无法无视别人的“闲言碎语”,并不断地告诫自己“一步都不能走错”。但心理上的克制和外在的彬彬有礼,并不能阻遏心中燃起的真情,欲望之火隐藏在紧身旗袍的包裹之下,每一款旗袍都是她的一段心情,隐喻地书写着欲望与现实的艰苦斗争。最终她在感情与婚姻之间选择了后者。
除了在自责中排斥周先生的感情之外,苏丽珍还是一个力求远离周围是非的洁身自好的女人。片中处处能感受到她所做的这种努力。她有意与周围所有人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王家卫描写了他记忆中的温暖的六十年代:“那种居住的环境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个时代是我小时候经过的,所以我会感觉那个时候很温暖。”确实,那共同的客厅、厨房空间,那咿咿呀呀的旧上海老歌,噼里啪啦的麻将声,虽在香港却固执地用上海话的对白,这些共同营构了一个温暖而又怀旧的氛围。就如孙太太满怀深情的回忆,“以前跟顾先生顾太太不知多热闹,好像一家人,想来也开心……。”但女主人公却显得与这暖暖的调子不协调。她虽漂亮高挑,却不喜欢在大环境中凸显自己,只期盼隐身于既有生活,不招人非议。旗袍被导演王家卫巧妙地作为一个隐喻的道具,把女主人公的这种追求通过旗袍色调与周围环境表现出来。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她身上的每一款旗袍无不与周围环境相谐调,如在孙太太房里时,她穿过红黄蓝三色碎花旗袍,白底桔红色大花旗袍,黄绿色,棕黄色也是她惯选的色调,而孙太太房间里是浅黄的门窗,黄色的剑兰,土黄的窗帘,亚红的沙发,淡黄的灯光,在视觉效果上可谓是达到上乘的搭配,女主人公通过衣着把自己恰倒好处地融入了周围的环境。晚上去面摊时那一袭暗色的旗袍也是她寂寞心情的写照,同时又将她隐身于茫茫的夜色之中。她想融于世俗生活,但又不想招惹世俗的是是非非,于是,柔软的丝质旗袍,高高的立式硬领,既融和又矛盾地彰显了她的个性与心事。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旗袍成了她自我保护和与纷繁俗世隔绝的一层特殊外壳。她的所有浪漫的想法,对周先生的感情,一切的欲望,都被那一身旗袍紧紧包裹、禁锢着。
王家卫特地请上海老裁缝为女主人公设计二十四套旗袍,其用意是深长的。首先,它色彩的变换能让人感觉到季节的变更和时间的流逝,有利于更好地叙事。另外,它还含蓄地隐喻着花样年华里美丽与忧伤并存、爱情与绝望共生的尴尬境况。苏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丈夫,周只得出走新加坡。几年之后,苏丽珍虽曾打电话给远在新加坡的周先生,但也许感觉有些旧事已无法重提,欲言又止,挂断了电话。周先生也寻访过满载昔日恋情的旧宅,但华年易逝,一切都无可追寻。片中设置了离婚后的苏丽云重回故地并长期租住那里,影射了她与周先生同样企望回到“过去”的心事,但也许是命运的播弄,他们竟失之交臂。片尾的题词虽表明“他仍然怀念着过去的一切。”但错失的情缘已无法追回,咫尺之遥却无缘相见,那种感伤与遗憾,像一层薄雾,固执地漂浮在人们的心头,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