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南唐画家董源的《潇湘图》（绢本设色，纵50厘米，横141.4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山水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不仅是“南派”或“南宗”山水画风的开山之作，更以其独特的审美趣味与技法语言，深刻影响了宋元以降的文人画传统。以下将从创作背景、艺术风格、影响意义与价值三个方面进行解析。

一、创作背景：江南真景与时代审美之变

1. 画家生平与时代

董源（？—约962年），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人，南唐中主李璟时任北苑副使，故世称“董北苑”。其活动年代正值五代十国，中原战乱频仍，而南唐相对安定，文化繁荣，为艺术发展提供了土壤。董源的山水画创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摆脱唐代青绿山水范式，转向对江南地域性自然景观的真实描绘与内心意趣的表达。

2. 画题溯源与画面内容

本幅画作无作者款印，其定名源于明代董其昌。据载，董其昌于1597年得此画卷，根据《宣和画谱》的记载及对画面意境的体悟，联系南朝谢朓“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的诗意，将其考订定名为《潇湘图》。“潇湘”原指湖南境内的潇水与湘水，后常被文人用以泛指充满诗意的江南河湖景致。画面分为两部分：右段描绘沙岸平坡，有朱衣女子及乐工五人，似在迎接江中乘舟而来的贵人；左段则呈现渔人围网捕鱼、舟船往还的劳作场景。人物虽小，但设色鲜明，刻画入微，为宁静的山水增添了生趣与叙事性。

3. 风格转型的动因

董源的画风并非一成不变。史载其早期“着色如李思训”，后期则“水墨类王维”。这种转变，表面是描绘对象从北方雄峻山水转向江南平淡丘陵，深层则是画家审美观念的先导性变化。《潇湘图》即为其水墨淡彩风格成熟期的代表，标志着其艺术重心从对外在形式的追摹，转向对内在气韵与地域神韵的捕捉。

董源《潇湘图》（绢本设色，纵50厘米，横141.4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二、艺术风格：“平淡天真”的江南意象构建

董源在《潇湘图》中构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北方山水（如荆浩、关仝）的视觉语言体系，其核心被北宋米芾概括为“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这一风格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实现：

三、影响、意义与价值：画史转折与典范地位

1. 画史地位的沉浮与确立

董源的艺术价值在其身后并未即刻被广泛认知。北宋初期，主流画坛仍推崇北方山水。直至北宋中后期，经沈括的理论总结和米芾的大力推崇，董源“平淡天真”的画格才被重新发现并推至极高地位。米芾盛赞其“格高无与比也”，定位为“近世神品”。至此，董源与他的学生巨然（并称“董巨”）所开创的风格，被确立为与北方山水并峙的江南山水正统。

2. 对后世文人画的深远影响

董源及其《潇湘图》的影响力在元、明、清三代持续发酵，成为文人画创作的精神源泉和技法宝库。

“南宗”鼻祖：明代董其昌提出影响深远的“南北宗论”，将王维与董源尊为“南宗”文人画之祖。《潇湘图》所体现的含蓄、内敛、书卷气，正契合了文人画家对“以画为寄”、“逸笔草草”境界的追求，其“披麻皴”也成为南宗体系的核心技法之一。

元四家的直接源头：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元代山水画巨匠，无不从“董巨”处汲取营养，将其中蕴含的书写性与抒情性推向新的高峰。

鉴藏史的焦点：《潇湘图》自明代董其昌、清代安岐等大家递藏，后入清宫内府，流传有序。近代曾一度流散，于1952年由张大千先生捐卖给中国政府，终归故宫博物院，其本身已成为中国艺术传承与家国命运的象征。

核心艺术史价值

总结董源的《潇湘图》不仅仅是一幅描绘江南风光的画卷，更是一次划时代的艺术革命。它根植于五代南唐的文化土壤，以全新的视觉语言真挚地表现了江南山水的内在神韵，其“平淡天真”的美学品格和开创性的笔墨技法，经由后世文人的阐释与实践，最终积淀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核心传统之一。在考研复习中，深入理解《潇湘图》，对于把握中国山水画从五代到宋元的风格流变、理解“南北宗”理论的内涵、以及领会文人画的精神本质，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