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考研】2026年延安大学考研727中国美术史真题解析!(独家)

一、名词解释

扬州画派（又称“扬州八怪”）是清代中期（乾隆、嘉庆年间）活跃于扬州的文人画流派。代表画家有郑燮（郑板桥）、金农、黄慎等，代表作品有郑板桥《墨竹图》、金农《墨梅图》。其特征是反对正统派程式束缚，以写意笔法绘梅兰竹菊、人物山水，题材贴近生活，兼具个性与抒情性，画风泼辣自由。它革新了清代画坛风气，推动文人画走向世俗化，是中国古代文人画发展的重要流派，为中外美术史考研高频考点。

汉画像石是汉代丧葬礼仪相关的石刻艺术，盛行于东汉，核心分布于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以石材为载体，采用线刻、浮雕等技法，刻画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现实生活等题材，代表作品有武氏祠画像石、沂南汉墓画像石。其风格雄浑质朴、构图饱满，兼具叙事性与装饰性，是汉代艺术的重要遗存。它直观反映汉代社会风貌与思想文化，为研究汉代美术及历史提供珍贵资料，是中外美术史考研核心高频考点。

威尼斯画派是文艺复兴后期（15-16世纪）兴起于意大利威尼斯的重要画派。代表画家有乔尔乔内、提香、委罗内塞等，代表作品有乔尔乔内《沉睡的维纳斯》、提香《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其特征是受海洋气候与商业文化影响，善用鲜艳明快的色彩、柔和的光影，侧重描绘世俗生活与自然风光，追求视觉愉悦。它打破宗教题材的主导地位，推动绘画走向世俗化，对后世巴洛克艺术等影响深远，是中外美术史考研高频考点。

后印象主义是19世纪80-9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艺术流派，是印象主义的延伸与反叛。代表画家有塞尚、梵高、高更等，代表作品有塞尚《静物苹果篮子》、梵高《星月夜》、高更《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其特征是摒弃印象派的光影瞬间性，强调主观情感表达与形式建构，注重色彩主观化与笔触表现力。它打破传统具象束缚，为现代主义艺术（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奠定基础，是西方美术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转折点，为中外美术史考研核心高频考点。

二、简答题

1. 相同点：核心题材与艺术根基一致。二者均以唐代宫廷仕女、贵族女性生活为核心创作题材，聚焦女性仪容、游乐等场景，如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簪花仕女图》，均展现唐代女性丰腴体态与华贵气质，契合“以胖为美”的时代审美。艺术上均以工笔重彩为主要技法，线条流畅细腻，色彩富丽典雅，注重通过服饰、神态刻画人物身份与情态，奠定了唐代仕女画的基本范式，对后世仕女画发展影响深远。

2. 不同点一：题材内涵与情感表达有别。张萱作品更侧重再现宫廷生活实景，兼具纪实性与娱乐性，多展现女性出游、宴饮等热闹场景，情感基调明快鲜活，如《捣练图》细致描绘宫女劳作场景，充满生活气息；周昉作品更侧重挖掘女性内心世界，题材多含闲逸、孤寂之感，情感表达深沉含蓄，如《挥扇仕女图》通过人物慵懒神态，折射宫廷女性的落寞心境。

3. 不同点二：艺术风格与审美追求各异。张萱画风清新自然，线条灵动飘逸，人物形象鲜活生动，更贴近现实生活原貌；周昉画风典雅庄重，线条刚劲凝练，人物形象更具理想化色彩，首创“周家样”，将仕女画的审美推向成熟，其人物面部神情“丰颊肥体”的特征更趋典型，对后世仕女画的程式化发展影响更为直接。

1. 核心思想：“三远法”的空间美学建构。郭熙在书中提出“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构图法，精准概括山水画的空间表现范式。高远即仰视取景，凸显山峦巍峨；深远为纵深透视，营造深邃意境；平远是平视构图，展现开阔悠远之景。这一理论突破了前代单一的空间表现模式，将山水的空间层次与审美意境相结合，成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空间创作的经典准则，对后世荆浩、范宽等山水画家的创作影响深远。

2. 创作理念：“身即山川而取之”的写实与写意融合。书中强调山水画创作需“饱游饫看”，主张画家深入自然观察山川情态，既要写实再现山水的形态肌理，又要融入主观情感与审美体悟，实现“景与情合、物与心契”。郭熙反对脱离自然的凭空臆造，提出“春山如笑、夏山如滴”的四季山水审美特征，将自然景观与情感意象相联结，奠定了宋代山水画“写实兼写意”的创作传统。

3. 文献价值：宋代山水美学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系统梳理了郭熙的山水画创作经验与美学思想，涵盖创作方法、审美标准、笔墨技巧等多个维度，弥补了前代山水论著碎片化的不足。其将山水画从单纯的绘画技艺提升至“载道”的美学高度，体现了宋代文人画“格物致知”的审美追求，是研究宋代山水画风演变、文人审美情趣的核心文献，对中国传统山水画论体系的完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 创作核心：以写实为基，聚焦人性深度表达。罗丹延续古典雕塑的写实传统，注重人体结构的精准刻画，善于通过肌肉张力、肢体姿态传递人物内心情感，打破传统雕塑的理想化程式。其作品不刻意追求完美形态，反而保留自然肌理与生命质感，如《思想者》以蜷缩的肢体、紧绷的肌肉，具象化“思考”的沉重与深刻，将写实技巧与人性探索完美融合，赋予雕塑强烈的精神感染力。

2. 艺术手法：虚实结合，强化动态与叙事性。罗丹突破传统雕塑的静态呈现模式，善用“残缺美”与虚实对比营造动态张力，通过局部刻画凸显核心主题，如《巴尔扎克像》舍弃细节修饰，以粗犷的轮廓、厚重的衣褶展现文豪的磅礴气度。同时，其作品注重叙事性，常以单个人物或群体雕塑承载历史记忆与人文思考，如《加莱义民》通过六位义民的不同姿态，还原历史场景的悲壮感，让雕塑兼具视觉冲击力与思想深度。

3. 风格革新：衔接古典与现代，突破艺术边界。罗丹虽扎根古典传统，但摒弃了学院派的僵化教条，将情感表达置于形式之上，其自由奔放的创作风格为现代雕塑开辟了道路。他打破雕塑与绘画、文学的壁垒，注重作品与环境的呼应，强调艺术的真实性与生命力，摆脱了传统雕塑的装饰性与功利性。其风格既影响了布尔德尔等后续雕塑家，也为现代主义雕塑的兴起奠定基础，是西方雕塑艺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人物。

三、论述题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西方美术史上两大核心艺术思潮，二者分别对应西方艺术的传统阶段与现代转型，承载着不同时代的社会语境与审美追求。现实主义以“再现客观现实”为核心，坚守艺术的社会功能与人文关怀；现代主义以“表达主观精神”为导向，突破传统桎梏探索艺术形式的多元可能。梳理二者的核心内涵、发展脉络与当代趋势，不仅是中外美术史的核心考点，更能深化对艺术与时代、艺术与人性关系的认知，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重要启示。

一：内涵迥异，构建东西方艺术的双重审美维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核心理念、表现形式与价值追求上存在本质区别，却共同丰富了艺术的表达体系。现实主义强调“艺术源于生活、再现生活”，以写实技法为基础，聚焦社会现实与人性本质，兼具记录性与批判性。西方现实主义代表如库尔贝《石工》、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以精准的写实笔触刻画底层民众的生活境遇，传递人文关怀；中国现实主义则扎根本土语境，徐悲鸿《愚公移山》、蒋兆和《流民图》，将西方写实技法与民族精神结合，呼应时代社会议题。现代主义则打破“模仿自然”的传统准则，以主观表达为核心，探索形式语言的创新，涵盖立体派、野兽派、抽象派等诸多流派。毕加索《亚维农少女》拆解物象形态，重构画面空间；康定斯基《第一幅抽象水彩画》摒弃具象，以线条色彩直接传递情感；中国现代主义代表林风眠，融合中西艺术元素，其《静物》突破传统笔墨程式，探索艺术的纯粹性。二者一重客观再现，一重主观表达，构成互补的审美维度。

二：脉络清晰，顺应时代变革的艺术演进逻辑。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发展，始终与时代社会变革同频共振，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现实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期的法国，针对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脱离现实，库尔贝、米勒等艺术家率先倡导“真实再现生活”，随后传播至欧洲乃至全球，成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主流艺术思潮，20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苏俄列宾、中国徐悲鸿）进一步强化了艺术的社会功能。现代主义则崛起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冲击、哲学思潮的变革（尼采、弗洛伊德等）与科技进步（摄影术），推动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印象派打破写实光影规范，后印象派（塞尚、梵高）弱化具象，为现代主义奠定基础；20世纪初立体派、野兽派兴起，中期抽象派、表现主义繁荣，后期波普艺术（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将大众文化纳入艺术，使现代主义呈现多元发展态势。20世纪后期，二者均出现新的转型，现实主义不再局限于传统写实，融入现代技法；现代主义则回归人文关怀，避免形式化空洞。

三：融合共生，彰显当代艺术的多元发展趋势。进入当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不再相互对立，而是呈现“融合共生、多元发展”的核心趋势，共同推动当代艺术的创新。一方面，现实主义在坚守人文初心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主义的形式语言，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如当代画家罗中立《父亲》，以写实为基础，融入现代构图与色彩理念，既保留对现实的关怀，又具备现代审美特质；西方当代现实主义画家弗洛伊德，以细腻笔触刻画人物内心，突破传统写实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在延续形式创新的同时，回归现实关怀，规避纯粹形式化的误区。如德国新表现主义（基弗《占领的风景》），以抽象化的形式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家周春芽，融合现代主义的色彩与笔触，传递对本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感悟。此外，二者的融合催生了诸多新的艺术形态，如数字现实主义、观念现实主义等，既坚守艺术的核心价值，又适配当代社会的审美需求与技术变革，彰显当代艺术“多元共生、兼容并蓄”的发展逻辑。

结论：综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西方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的核心脉络，二者内涵迥异却脉络清晰，分别承载着再现现实与表达主观的艺术追求。现实主义以其人文关怀与社会功能穿越时空，现代主义以其创新精神与形式探索推动艺术转型，二者在当代呈现融合共生的发展趋势。从传统到现代，从对立到融合，二者的演进逻辑印证了艺术的核心规律——艺术既要扎根时代现实、坚守人文初心，又要勇于突破创新、适配审美变革。

主题升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发展与融合，本质上是艺术对“人性与时代”的永恒回应。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与现代主义的创新精神，共同构成了艺术的核心生命力。在当代文化多元化与全球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二者的融合共生不仅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更为美术考研学子与当代艺术家提供了重要启示——优秀的艺术创作，既要坚守对现实的敬畏与对人性的关怀，又要具备突破传统的勇气与创新思维，在传承经典与拥抱时代中，实现艺术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让艺术始终成为滋养人类精神世界、回应时代命题的重要载体。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处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中，版画凭借其创作便捷、传播高效、贴近大众的特质，成为革命先辈传递思想、唤醒民众的核心艺术载体，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革命版画并非凭空兴起，而是扎根中国传统版画渊源，融合西方版画技法与革命时代语境发展而来，其发展脉络与中国革命进程同频共振，既承载着艺术革新的使命，更肩负着唤醒民族觉醒、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责任，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与革命史上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溯源寻根，传统根基与西方影响奠定革命版画基础。中国革命版画的兴起，有着深厚的传统渊源与鲜明的时代借鉴。从传统渊源来看，中国古代版画历史悠久，唐宋时期的佛经版画、明清时期的小说插图（如陈洪绶《九歌图》《水浒叶子》），以线条为核心、兼具叙事性与传播性，其简洁明快的表现形式与大众性特质，为革命版画提供了天然的艺术滋养。从西方影响来看，五四运动后，西方版画技法（如木刻、铜版）与进步艺术思潮传入中国，鲁迅作为革命版画的倡导者与推动者，积极引进德国珂勒惠支、比利时麦绥莱勒等西方进步版画家作品，其《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言中，明确倡导以版画为武器服务革命。这种“扎根传统、借鉴西方”的双重积淀，为五四运动后革命版画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技法与思想基础。

二：萌芽兴起，左翼美术运动引领革命版画初步发展（1920s末-1930s）。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左翼美术运动的兴起，标志着革命版画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步发展。1931年，鲁迅在上海倡导成立“木刻讲习会”，邀请内山嘉吉授课，培养了李桦、江丰、陈烟桥等首批革命版画家，开启了中国现代革命木刻的序幕。这一时期的版画以木刻为主要形式，聚焦底层民众苦难与反帝反封建主题，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与战斗性。李桦《怒吼吧，中国》以粗犷的线条、激昂的构图，刻画民众觉醒的呐喊姿态，传递革命斗志；陈烟桥《天灾》聚焦饥荒中民众的悲惨境遇，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珂勒惠支的《织工暴动》等作品，也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版画家的创作理念，使其将艺术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革命版画成为唤醒民众、抨击黑暗的重要武器。

三：成熟繁荣，伴随革命进程实现多元发展与价值升华（1930s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版画跟随革命进程走向全国，实现了创作题材、表现形式与传播范围的全面成熟与繁荣。题材上，从控诉黑暗转向歌颂抗战、赞扬革命军民，古元《减租斗争》刻画农民翻身解放的场景，构图简洁、形象生动，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彦涵《狼牙山五壮士》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再现革命烈士的英雄气概，成为革命精神的具象表达。形式上，在木刻基础上，新增铜版、石版等技法，风格更趋多元，既有粗犷豪放的战斗风格，也有细腻写实的生活场景刻画。传播上，版画通过报刊、传单、墙报等形式深入根据地与敌占区，突破了地域与阶层限制，成为最具大众性的革命艺术形式。这一时期的革命版画，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艺术价值与革命价值的高度统一。

结论：综上，五四运动后的革命版画，以中国传统版画为根基、以西方进步技法为借鉴，在革命浪潮中逐步萌芽、发展、成熟。从鲁迅倡导的木刻讲习会到古元、彦涵等版画家的经典创作，从反帝反封建的批判主题到歌颂革命的时代旋律，革命版画始终坚守“艺术为革命服务、为大众服务”的初心，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其发展脉络印证了艺术与时代、艺术与大众的紧密关联，既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的革新，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题升华：五四运动后革命版画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一部艺术革新史，更是一部革命精神的传承史。其“扎根大众、服务时代、坚守初心”的创作理念，穿越时空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在当代语境下，革命版画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与人文关怀，提醒着美术从业者与考研学子，艺术不仅要追求形式创新，更要坚守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革命版画的成功经验，也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唯有扎根时代、贴近大众、坚守初心，才能创作出具有生命力与影响力的作品，让艺术始终成为传承精神、凝聚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