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述汉代情节舞蹈《东海黄公》到唐代歌舞戏《踏谣娘》的演进
汉代《东海黄公》与唐代《踏谣娘》,分别是中国古代早期情节舞蹈与成熟歌舞戏的标志性作品,二者的演进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迭代,更映射了中国古代歌舞从 “技艺性情节片段” 到 “歌舞演故事” 的成熟脉络,其演进核心体现在形式结构、内容表达、艺术特征三个维度,是时代文化语境与艺术自身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形式结构:从 “单一情节片段” 到 “歌舞演故事” 的完整叙事体系
《东海黄公》作为汉代角抵戏中的情节舞蹈,其形式结构呈现 “单一情节片段” 的特征,尚未形成完整的叙事逻辑。据《西京杂记》记载,作品以 “东海黄公持赤金刀降虎,术穷为虎所杀” 为核心情节,仅有两个角色(黄公、猛虎),表演聚焦 “降虎 — 被噬” 的单一冲突,结构短小且无叙事层次,本质是角抵技艺(武术、杂技)包裹下的简单情节展示,未脱离百戏 “技艺展演” 的框架。
而唐代《踏谣娘》则构建了 “歌舞演故事” 的完整叙事结构:作品以民间妇人 “踏谣娘” 的生活遭遇为核心,融合歌、舞、白(对话)等元素,形成 “开端(踏谣娘哭诉遭夫打骂)— 发展(丈夫苏中郎酗酒寻衅)— 高潮(夫妻冲突、观者互动)” 的叙事链条。例如表演中,踏谣娘 “且步且歌” 的舞蹈段落承载叙事推进,丈夫苏中郎的 “醉步打骂” 动作强化冲突,甚至加入观者的 “齐声和之” 互动,让单一情节拓展为有层次、有互动的完整故事,标志着古代歌舞从 “情节片段” 向 “叙事性表演” 的跨越。
二、内容表达:从 “巫术仪式性” 到 “社会生活性” 的主题转向
《东海黄公》的内容带有鲜明的 “巫术仪式性” 底色:其原型是民间巫术表演,早期为东海郡黄公以巫术降虎的仪式活动,后融入角抵戏成为娱乐表演,但核心仍延续 “巫术 — 技艺” 的主题,聚焦 “人与超自然力量(虎所象征的巫术对象)” 的冲突,内容脱离现实生活,更多是巫术文化的娱乐化转化。
《踏谣娘》则实现了 “社会生活性” 的主题转向:作品取材于唐代民间真实生活,以 “底层妇人遭丈夫酗酒欺凌” 为核心内容,反映的是普通家庭的夫妻关系、女性的生存困境等现实议题。例如踏谣娘 “踏足而歌” 的唱词 “愁思苦,两足蹋地欲拍破”,直接抒发底层女性的哀怨,内容贴近市民生活,甚至带有对社会现象的讽刺(如丈夫苏中郎的 “自号郎中,实无医术” 的荒诞性),让歌舞从 “巫术符号” 转变为 “现实生活的艺术映射”,拓展了内容的人文性与社会性。
三、艺术特征:从 “技艺依附” 到 “歌舞情交融” 的表达深化
《东海黄公》的艺术表达以 “技艺依附” 为核心:其表演依赖角抵、杂技等技艺展示,舞蹈性较弱 —— 黄公的 “持剑动作” 是武术姿态,猛虎的 “扑噬动作” 是杂技模拟,艺术表现以 “技艺完成度” 为核心,未形成独立的歌舞语汇,情感表达也仅依附于 “术穷被杀” 的情节结局,缺乏细腻的情绪刻画。
《踏谣娘》则实现了 “歌舞情交融” 的艺术深化:其一,舞蹈语汇与情感绑定,踏谣娘的 “踏足节奏” 对应其哀怨情绪,“垂手敛容” 的肢体姿态强化委屈感;其二,歌与舞形成协同表达,“且步且歌” 的形式让唱词(情感抒发)与舞蹈(肢体叙事)同步推进;其三,人物形象的情感刻画更细腻,丈夫苏中郎的 “醉态踉跄” 既体现其酗酒的身份,也暗含对人物荒诞性的讽刺。这种 “歌 — 舞 — 情” 的融合,让艺术表达从 “技艺展示” 升级为 “情感与生活的艺术化呈现”。
综上所述:从《东海黄公》到《踏谣娘》的演进,是中国古代歌舞艺术在形式、内容、艺术特征上的系统性成熟:形式从 “单一情节” 到 “完整叙事”,内容从 “巫术仪式” 到 “现实生活”,艺术表达从 “技艺依附” 到 “歌舞情交融”。这一演进既受汉代百戏 “技艺娱乐化”、唐代市民文化 “生活审美化” 的时代语境影响,也体现了古代歌舞自身 “叙事性、人文性” 的发展逻辑,为后世戏曲 “唱念做打” 的综合表演形态奠定了核心基础,是中国古代表演艺术从 “技艺” 向 “综合艺术” 过渡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