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考研真题解析(659 中国文学史综合知识)

1、谈谈你心目中的庄子

在我心目中，庄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独特、最具诗性光芒的灵魂。他并非一个提供现成答案的哲人，而是一位用瑰丽寓言与恢诡想象，将人从世俗认知的牢笼中彻底解放出来的“觉醒者”与“逍遥者”。他的思想不是用来背诵的教条，而是一把斩断精神枷锁的利刃，一场邀游无穷宇宙的盛大飞行。

庄子的核心魅力首先在于他彻底质疑并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在《齐物论》中，他揭示了是非、美丑、生死等一切二元对立的相对性：“物无非彼，物无非是”。他指出，人习惯于从自身狭隘的视角判断万物，如同井蛙不可语海。他通过“庄周梦蝶”的著名寓言，消解了真实与虚幻、主体与客体的绝对界限，引导我们以更整全、更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这种“齐物”的视野，是对人类理性傲慢的根本性反思。

然而，庄子并非导向虚无，其终极指向是“逍遥游”——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权力，而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超然境界。它意味着顺应自然之道（“道”），摆脱对功名、利禄、知识乃至生死的执着与恐惧。《逍遥游》中的鲲鹏、藐姑射山的神人，都是这种超越性精神的象征。他并非教人避世，而是教人“不滞于物”，在尘世中保持内心的独立与翱翔。

尤为动人的是，庄子将深邃的哲学思辨转化为极具文学感染力的艺术表达。他的文字本身就如同一场逍遥游：想象奇诡（如“蜗角之国”），寓言精妙（如“庖丁解牛”“佝偻承蜩”），语言汪洋恣肆。他以诗人的方式言说哲学，使抽象之道化为可感可知的生动意象，这令他的思想不仅可“思”，更可“感”、可“游”。

因此，我心目中的庄子，是一位永恒的“解缚者”与“启梦者”。他并不构建严密的社会治理方案，而是直指个体生命如何获得内在的解放与圆满。在功利主义盛行、精神普遍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庄子的智慧如同一股清冽的泉水，提醒我们：生命有比追逐外物更辽阔的维度；真正的自由，始于破除心中固有的成见与执念，回归与天地万物共舞的自然本性。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套哲学，更是一种恢弘而诗意的生存可能。

2.简述新乐府运动的内容与影响

新乐府运动是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一场具有明确理论纲领和现实指向的诗歌革新运动。其核心主张是恢复与发扬《诗经》和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传统，强调诗歌应积极干预社会，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功能。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成为运动的根本宗旨。在内容上，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疾苦、揭露政治弊端的新题乐府诗，如白居易的《卖炭翁》《杜陵叟》直刺宫市与赋税之苛，元稹的《田家词》反映兵役之苦，张籍、王建等人亦多有佳作。这些作品语言通俗晓畅，叙事鲜明，力求“老妪能解”，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

新乐府运动的影响深远。在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唐诗歌的一次重要转向，即从盛唐的浪漫高华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深沉关照，强化了诗歌的叙事性与批判性，并下启晚唐皮日休、杜荀鹤等人的创作。在诗学理论层面，它系统阐述了诗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将儒家“诗教”传统具体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创作原则，对后世“文以载道”的观念影响深远。其倡导的通俗化语言风格，也对古代诗歌语言的革新产生了促进作用。

然而，运动本身亦有明显局限。其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有时导致部分作品流于说教，艺术感染力不足；在“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框架下，诗歌的抒情本质与个人审美空间受到一定挤压。尽管其创作高峰期相对短暂，但新乐府运动所彰显的诗人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精神，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遗产，持续激励着后世文人关注现实、心系苍生的创作情怀。

3.简述“正始之音”

“正始之音”指中国魏晋时期正始年间（240—249年，魏齐王曹芳年号）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与文人风尚，是继“建安风骨”之后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其核心特征在于文学与玄学思潮的深度交融，展现出独特的时代精神与审美形态。

在政治社会背景上，正始时期曹魏政权衰微，司马氏集团加紧夺权，政治高压与残酷党争使得文人普遍陷入生命忧惧与精神苦闷。这一环境促使思想界玄学勃兴，何晏、王弼等人以老庄哲学阐释儒家经典，追求超越名教束缚的自然境界。文学创作因而染上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与深沉的生命焦虑。

代表人物以“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为典范。他们的诗歌突破了建安文学直抒胸臆、慷慨悲凉的传统，转向隐晦曲折的象征表达。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以比兴、象征手法抒写对历史人生的思考，充满“忧生之嗟”与迷茫徘徊之情，如“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以孤鸟意象隐喻险恶环境中的孤独与警惕。嵇康的诗文则更多展现其峻洁人格与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其《幽愤诗》及《与山巨源绝交书》在清峻文风中贯穿着对虚伪礼法的激烈反抗。

整体上，“正始之音”的文学风格可概括为“清峻遥深”。清峻指向语言简约冷峻、不事雕琢；遥深则指旨意幽微玄远、寄托遥深。它标志着中国诗歌从社会写实向个人内心世界的转向，从政治关怀向生命哲学沉思的深化，开创了以玄理入诗、以隐语抒怀的传统。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评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此论精准揭示了其思想背景与艺术成就。“正始之音”不仅反映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超越努力，也为后世陶渊明、李白等诗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与艺术借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连接建安慷慨与六朝玄言的关键环节。

4.晚清谴责小说

晚清谴责小说是清末光绪年间兴起的一种小说类型，以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孽海花》为代表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次使用“谴责小说”这一名称，将其与此前“讽刺小说”相区别，指出其特点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但艺术上往往“辞气浮露，笔无藏锋”。

此类小说的产生与晚清社会危机密切相关：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后，清廷统治腐朽暴露无遗，知识分子在维新思潮影响下，试图通过小说批判现实、唤醒民众。其内容多聚焦官场黑幕、社会怪状与道德沦丧，如《官场现形记》全面揭露官吏贪腐、投机钻营的丑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主人公见闻串联数百个社会黑暗故事；《老残游记》借游历揭示“清官”之恶与民生疾苦；《孽海花》则以赛金花故事为线索，展现晚清上层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态。

在艺术上，谴责小说多采用长篇连载、散点透视的结构，以大量轶事讽刺串联成书，语言通俗直白，注重时事性与揭露效果。但其艺术局限性也较明显：描写常流于表面夸张，人物形象扁平，缺乏典型塑造与深层心理刻画，故鲁迅批评其“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

尽管如此，晚清谴责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继承了《儒林外史》的批判传统，并适应报刊连载等现代传播方式，推动了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过渡；其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为后来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创作导向埋下伏笔。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既是对旧制度的最后控诉，也标志着中国小说从传统“消闲”功能向现代批判功能转换。

5.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成就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标志，开创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女神》中的诗篇，如《凤凰涅槃》《天狗》等，以磅礴的激情、叛逆的精神和瑰丽的想象，表达了彻底破坏旧世界、热烈追求新生的时代心声，在形式上彻底打破旧诗格律，采用自由体，极大地解放了诗歌的表现力，奠定了郭沫若作为新文学开拓者的地位。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创作重心转向历史剧，取得了另一项卓越成就。面对民族危亡，他创作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一系列剧本，借历史人物与故事抒发现实情怀，达到古为今用的效果。尤其是《屈原》，通过塑造伟大的爱国诗人形象，并借助“雷电颂”等经典独白，发出了反抗黑暗、坚持斗争的时代强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这些剧作将历史、诗情与戏剧冲突相结合，提升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力与思想深度，是其文学成就的又一高峰。

除诗歌与戏剧外，郭沫若在散文创作上也颇有建树。他的自传体散文如《少年时代》《学生时代》等，以流畅生动的笔触记录个人经历与时代风貌，兼具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此外，他在古典学术研究等领域亦有贡献，尤其在甲骨文、金文领域收获颇丰。

其早期创作个性鲜明，充满艺术创造力与感染力；而1949年后的许多作品，为适应新的政治与文化环境，艺术个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时代主题所覆盖，虽仍有才情显露，但整体艺术成就与影响力无法与前期相比。

总体而言，郭沫若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其早期作为五四新文学闯将的诗歌创作，以及抗战时期作为文化战士的历史剧创作。他以喷薄的才情在关键时刻呼应了时代的精神需求，其作品成为时代精神的艺术象征。尽管其后期的文学实践存在争议，但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奠基者之一的历史地位，主要由其前期的杰出贡献所确立。

6.从《创业史》《山乡巨变》《暴风骤雨》这三部作品中任选一部分析

柳青的《创业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代表作，通过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复杂图景。作品以陕西关中地区蛤蟆滩为空间背景，以梁生宝的成长与梁三老汉的转变为主线，深刻描绘了土地改革后农村社会面临的新的矛盾与道路选择。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群像。青年农民梁生宝被塑造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代表，他大公无私、吃苦耐劳，带领贫农通过“换稻种”、“进山割竹”等集体生产活动，艰难而坚定地走互助合作道路。这一形象体现了作者对农村未来力量的理想化寄托。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老一辈农民梁三老汉。他的形象更为复杂丰满：既有发家致富的强烈个人愿望，对合作化充满怀疑与挣扎，又在事实的教育和内心的善良驱使下逐步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写得细致入微，真实地揭示了传统农民在历史浪潮中的困惑、痛苦与新生。此外，富裕中农郭世富的精明保守、村干部郭振山的摇摆退坡，都构成了农村社会各阶层心态的生动图谱。

在艺术上，《创业史》展现了严谨的史诗性追求与浓郁的乡土气息的结合。小说结构宏大，力图完整呈现合作化运动初期社会的全景；同时又注重细节的真实，对关中农村的自然风光、日常生活、方言土语的描写，使作品充满了厚重的生活质感。柳青采用了一种将客观叙事与抒情议论相交融的笔法，既有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剖析，也时常穿插作者充满感情的评价，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

2.寻根文学的艺术特征 

寻根文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文坛兴起的一股重要文学思潮，主要是指作家们试图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的直接反思，转而向民族历史、传统文化乃至民间生存状态中，去寻找文学与文化的“根”。他们通过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探寻现代中国的文化根基与民族精神，其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寻根文学展现出强烈的文化溯源意识与地域文化书写。作家们有意识地将笔触深入特定地域，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的活体标本或“根”之所在。这些地域往往远离现代都市中心，带有某种“边缘”或“本源”色彩。韩少功在《爸爸爸》中描绘的湘西鸡头寨，是一个语言混沌、习俗怪诞、处于历史时间之外的封闭世界，其中丙崽这一形象成为某种顽固而可悲的集体无意识的象征。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则致力于构建一个具有秦汉文化底蕴、充满神秘传说与伦理变迁的文学地理。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聚焦于吴越文化在现代变革中的最后姿态。这种地域书写并非单纯的风景描摹，而是试图通过一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伦理观念、民间信仰，来勘探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优根与劣根。

其次，在叙事手法与审美风格上，寻根文学普遍表现出对传统叙事资源的现代转化与“魔幻”色彩的追求。许多作家从古代神话、志怪小说、民间传说、地方戏曲中汲取养分，并将之与现代小说技巧相结合。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以狂欢化的语言和传奇笔法，重写抗战历史，其中“我爷爷”、“我奶奶”的野性生命力量，显然借鉴了民间叙事和神话原型。更重要的是，寻根作家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深刻启发，但努力将其本土化。他们笔下的“魔幻”往往深深植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民间思维与信仰体系。在《爸爸爸》中，鸡头寨的祭祀、预言和集体迁徙，充满了非理性的、令人战栗的神秘氛围。王安忆的《小鲍庄》开篇关于洪水与“仁义”之村的讲述，也带有创世神话般的寓言色彩。这种将现实与超现实、理性与非理性交融的笔法，打破了单一的写实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维度。

再者，寻根文学在人物塑造上，倾向于刻画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原型”式人物。这些人物常常超越了个体性格的丰满性，而成为某种文化性格、民族心态或生存哲学的载体。丙崽是一个极端化的象征；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其“呆”于棋道、淡泊物欲的形象，凝聚了道家文化中“无为而无不为”、专注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文化基因；《爸爸爸》中的仁宝，则代表了最早接触外界、试图变革却最终不被理解的尴尬的“先知”或启蒙者形象。这些人物往往与现代社会保持距离，甚至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的命运折射出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困境与嬗变。

最后，寻根文学在语言上追求一种与所表现的文化质感相匹配的独特风格，语言本身成为文化寻根的一部分。作家们致力于摆脱过于欧化或政治化的书面语，尝试熔炼方言土语、古典语汇、民间口语，创造出一种凝重、古朴、富有张力和文化底蕴的语言。韩少功在《爸爸爸》中刻意使用并解释湘西方言词汇，以营造真实的语境。贾平凹的语言则糅合了文言简净与商州土语的生动，形成其独有的涩而不滞、古意盎然的文体。阿城的语言则以冷静、克制、白描见长，深受古典笔记小说影响，于平淡中见出深厚的文化功底。这种对语言的自觉锤炼，使得寻根文学在形式上也体现了“回归”与“重构”的努力。

综上所述，寻根文学的艺术特征集中体现在其自觉的文化勘探意识、对地域文化的深描、对传统叙事与魔幻手法的融合运用、对文化原型人物的塑造，以及与之相应的语言探索上。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从对社会政治的单一回应，转向了对民族文化本体更为复杂、深入的思考与艺术表达。尽管这一思潮内部存在差异，也有过于注重文化符号而疏离现实等争议，但它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美学面貌，为后续更成熟的文学创作——如莫言、韩少功、王安忆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