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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6选4,每题五分,共20分)
1.燕乐
燕乐又称宴乐,是隋唐至宋代宫廷宴饮、娱乐场合所用的综合性歌舞音乐,融合汉族传统清乐、胡乐及外来音乐,是隋唐音乐文化的高峰。其体制宏大,代表性形式有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以及坐部伎、立部伎。音乐风格华丽多彩,乐器丰富,歌舞并重,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燕乐不仅推动了歌舞大曲、法曲等艺术形式成熟,也对后世词曲音乐、戏曲声腔产生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宫廷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
2.《唱论》
《唱论》是元代燕南芝庵所撰的我国最早专门论述歌唱艺术的理论著作。全书篇幅短小,内容精炼,系统总结了宋元时期的歌唱技法、审美标准与演唱禁忌。书中提出咬字、气息、声腔、情感表现等重要主张,强调 “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对戏曲与声乐演唱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唱论》标志着中国古代声乐理论走向成熟,为后世戏曲演唱理论奠定基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是清代乾隆年间由庄亲王允禄、周祥钰等编纂的大型南北曲曲谱总集,全书规模宏大,收录大量唐宋词调、金元散曲、明清戏曲唱腔,记谱规范完整。该书系统整理南北曲宫调、曲牌与唱腔,保存了大量珍贵传统音乐资料,对研究词曲音乐、戏曲声腔流变具有极高文献价值。它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完备的词曲声腔谱集,为传统音乐传承与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里程碑意义。
4.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危亡背景下兴起的全国性群众性爱国音乐运动。以救亡图存、唤醒民众为核心,涌现出《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黄河大合唱》等大量群众歌曲。音乐风格简洁明快、节奏铿锵、易于传唱,以聂耳、冼星海等为代表的音乐家投身其中。该运动将音乐与民族救亡紧密结合,极大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推动中国新音乐走向大众化、革命化,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文化运动。
5.聂耳
聂耳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杰出的革命音乐家、无产阶级音乐先驱。他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毕业歌》等经典作品,音乐语言朴实刚健、贴近民众,具有强烈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其作品深刻反映底层人民苦难与抗日救亡呼声,开创了中国革命群众歌曲的新范式。聂耳短暂一生却极大推动新音乐民族化、大众化发展,为中国近代音乐树立了现实主义创作典范,历史地位极为重要。
6.《小小画家》
《小小画家》是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代表作,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作品以儿童生活为题材,情节生动活泼,语言浅显易懂,音乐清新明快、朗朗上口,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该剧批判旧式教育束缚儿童天性,倡导尊重儿童个性,体现新文化运动精神。作为中国早期儿童歌舞剧经典,《小小画家》推动了儿童音乐艺术发展,对近代歌舞、歌剧创作具有启蒙意义,是中国近代儿童音乐史上的重要作品。
二,简答(3选2,每题15分,共30分)
1.简述我国明清时期琵琶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中国琵琶发展的鼎盛阶段,在乐器形制、演奏技法、曲目创作及流派形成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成就,成为传统琵琶艺术成熟的标志,具体发展如下:
1. 乐器形制定型,演奏姿势革新。明清时期,琵琶完成从“横抱”向“竖抱”的转变,琴身形制固定为四弦、梨形,音位排列逐渐规范,增设品位,极大拓展了音域与表现力。这种形制变革适配了演奏技法的发展,让左手按弦、右手弹拨的技巧得以充分发挥,为琵琶独奏艺术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成为后世琵琶的标准形制。
2. 演奏技法成熟,形成系统体系。这一时期琵琶演奏技法日趋完善,右手弹拨技法丰富,出现弹、挑、轮、扫、拂等多种手法,左手则发展出按、滑、揉、泛等技巧,形成“右手出音、左手造韵”的完整体系。技法的成熟让琵琶从伴奏乐器逐渐转变为独立独奏乐器,表现力大幅提升,成为明清民间器乐中极具代表性的乐器。
3. 曲目丰富完善,流派逐渐形成。明清时期琵琶曲目大量涌现,既有民间艺人的创作,也有文人的整理改编,代表曲目有《十面埋伏》《阳春白雪》《平沙落雁》等,涵盖叙事、抒情等多种题材。同时,形成了以地域为特色的流派,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江苏无锡派、浙江平湖派、上海浦东派,各流派在技法、曲目上各具特色,推动了琵琶艺术的多元化发展,也为后世琵琶流派的传承奠定了基础。
综上,明清时期琵琶在形制、技法、曲目、流派上的全面发展,使其成为传统器乐的核心门类,对后世琵琶艺术乃至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简述贺绿汀40年代小型管弦乐创作
贺绿汀40年代的小型管弦乐创作,立足民族性与时代性,兼顾艺术性与思想性,突破传统创作范式,为中国现代管弦乐发展奠定基础,是其音乐创作的重要阶段,具体表现如下:
1. 创作背景明确,紧扣时代主题。40年代正值民族危亡与解放斗争时期,贺绿汀的小型管弦乐创作紧密贴合时代需求,以音乐为载体传递爱国情怀与民族精神,摆脱了单纯的艺术表达,兼具思想性与战斗性。其创作既呼应抗日救亡的时代号召,也反映解放区人民的生活与期盼,成为时代精神的音乐写照,符合考研核心踩分点。
2. 创作特征鲜明,融合多元元素。作品以小型管弦乐为载体,篇幅精炼、配器简洁,核心特征是民族性与西洋技法的有机结合。他将中国民间音乐素材(如民歌、戏曲曲调)与西洋管弦乐配器技巧结合,既保留民族音乐的韵味,又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同时注重旋律的流畅性与节奏的灵活性,形成质朴自然、简洁明快的创作风格。
3. 代表作品突出,历史地位显著。核心代表作品有《森吉德玛》《晚会》等,其中《森吉德玛》改编自蒙古族民歌,配器精巧,生动展现民族风情;《晚会》旋律活泼,贴合群众审美,流传广泛。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国小型管弦乐的曲目库,更推动了中国管弦乐的民族化发展,为后世作曲家的管弦乐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里程碑意义。
综上,贺绿汀40年代小型管弦乐创作,以时代为底色、以民族为根基,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既完善了中国现代管弦乐的创作体系,也彰显了中国音乐的民族特色,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简述杨荫浏在史学方面的贡献
杨荫浏是中国现代音乐史学的奠基人,其史学研究兼具科学性、系统性与实践性,打破传统音乐研究的局限,构建了中国音乐史学的完整体系,对后世音乐史学发展影响深远,具体贡献如下:
1. 史学研究体系化,奠定学科基础。杨荫浏打破传统音乐研究零散化的弊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文献考证、实地采风与音乐分析相结合,构建了涵盖古代、近代、民间音乐的完整史学研究框架。他明确了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与方法,规范了研究范式,使中国音乐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撑。
2. 经典著作问世,填补史学空白。其代表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古代音乐史专著,全面梳理了从远古到明清的音乐发展脉络,纠正了以往史学研究中的诸多谬误,填补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系统研究的空白。此外,他还著有《中国音乐史纲》等,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成为考研核心考点与后世研究的重要典籍。
3. 抢救整理史料,推动遗产传承。杨荫浏重视民间音乐与古代音乐史料的抢救整理,深入民间采风,记录、整理了大量民歌、戏曲、曲艺、器乐等珍贵资料,同时对古代音乐文献、乐谱进行系统考证与校勘。他的工作不仅保存了大量濒临失传的音乐遗产,更将民间音乐纳入史学研究范畴,打破了“重文献、轻民间”的传统,丰富了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内容。
综上,杨荫浏在史学体系构建、经典著作创作、史料抢救整理等方面的贡献,确立了其中国音乐史学奠基人的地位,推动中国音乐史学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与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6世纪意大利牧歌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世俗声乐体裁,其产生与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音乐传统紧密相关,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完整过程,对后世声乐创作影响深远,具体如下:
1. 产生背景:依托社会文化与音乐传统,奠定发展基础。16世纪意大利城市经济繁荣,人文主义思想兴起,人们追求世俗情感表达,打破了宗教音乐的垄断,为牧歌产生提供了社会土壤。其起源可追溯到14世纪意大利牧歌,同时吸收了法国尚松、佛兰德斯复调音乐的技法,结合意大利民间歌谣素材,逐渐形成具有世俗性、抒情性的新型牧歌体裁。
2. 发展阶段:分三期演进,逐步走向成熟。第一期,多为三声部织体,旋律简洁,节奏明快,贴近民间歌谣,以抒情为主;第二期,受佛兰德斯乐派影响,发展为四声部织体,复调技法趋于复杂,注重情感与歌词意境的结合;第三期(16世纪后期),达到鼎盛,以五声部织体为主,代表作曲家有蒙特威尔第,强调歌词情感的戏剧化表达,运用半音化和声,增强音乐表现力。
3. 核心特征与历史地位:兼具艺术性与世俗性,影响深远。其核心特征是歌词多取材于田园诗、爱情诗,语言优美,复调织体与和声技法结合紧密,情感表达细腻真挚,兼顾艺术性与通俗性。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世俗音乐的巅峰,它打破了宗教音乐的主导地位,推动了声乐复调技法的发展,为巴洛克时期的声乐体裁(如康塔塔、歌剧)奠定了基础,是西方世俗声乐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综上,16世纪意大利牧歌的产生是社会文化与音乐传统融合的结果,其发展历程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审美,不仅丰富了世俗音乐的曲目库,更推动了西方声乐艺术的革新与发展。
瓦格纳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音乐的集大成者,其“乐剧”理念打破了传统歌剧的范式,在音乐创作上实现了旋律、和声、配器等多方面的革新,确立了浪漫主义乐剧的全新形态,对后世西方音乐发展影响深远,具体创作如下:
1. 主导动机体系的创立与运用,构建音乐叙事逻辑。瓦格纳将“主导动机”作为乐剧音乐的核心,为剧中人物、情感、场景、理念设定专属的短小音乐动机,通过动机的变形、发展、交织,贯穿全剧。这种手法使音乐与戏剧紧密结合,既强化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又实现了剧情的连贯推进,让乐剧的音乐具有强烈的叙事性,成为其乐剧最具标志性的创作特征。
2. 和声与调性的革新,增强音乐表现力。瓦格纳突破传统和声规范,大量运用半音化和声、不协和和声及调性模糊手法,通过和声的张力营造戏剧冲突,传递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他弱化了调性的稳定性,运用调性转换推动剧情发展,为20世纪无调性音乐埋下伏笔,极大拓展了和声的表现力与情感表达空间。
3. 管弦乐配器的革新与声乐的融合,打造整体艺术效果。瓦格纳重视管弦乐的作用,扩大管弦乐队编制,丰富配器手法,让管弦乐不仅是伴奏,更是乐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声乐、剧情形成有机整体。同时,他打破声乐与管弦乐的主次界限,让声乐线条贴合剧情与情感,注重旋律的抒情性与戏剧性结合,实现了“音乐为戏剧服务”的创作理念。
综上,瓦格纳乐剧在音乐上的革新,打破了传统歌剧的局限,将音乐与戏剧完美融合,确立了浪漫主义乐剧的创作范式,其主导动机、和声与配器手法,对后世歌剧、交响乐创作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3.简述马勒的音乐创作
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浪漫主义音乐的集大成者,其创作兼具浪漫主义的抒情与现代主义的探索,融合多种音乐元素,衔接浪漫主义与现代音乐,对后世影响深远,具体创作如下:
1. 交响乐创作:规模宏大,情感厚重。马勒的交响乐篇幅宏大、编制庞大,常融入声乐元素,打破交响乐与声乐的界限。作品多以“生与死”“孤独与救赎”为核心主题,如《第一交响曲》(《泰坦》)、《第八交响曲》(《千人交响曲》),旋律兼具抒情性与戏剧性,配器细腻丰富,既延续浪漫主义交响乐传统,又拓展了交响乐的表现力与思想深度。
2. 艺术歌曲创作:贴合文本,情感真挚。马勒的艺术歌曲成就卓著,代表作有《旅行者之歌》《亡儿之歌》等,多以诗歌为歌词,注重歌词情感与音乐旋律的契合。他将艺术歌曲与交响乐手法结合,伴奏织体丰富,善于用音乐刻画细腻的内心世界,传递孤独、悲凉的情感,完善了德奥艺术歌曲的创作范式。
3. 创作特征与历史地位:融合多元,承前启后。其创作融合德奥民间音乐、古典音乐传统与现代和声手法,情感表达极致,既带有浪漫主义的余晖,又蕴含现代音乐的萌芽。马勒的创作打破了传统音乐的边界,影响了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等后世作曲家,是浪漫主义音乐向现代音乐过渡的关键人物,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地位。
综上,马勒的音乐创作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在交响乐与艺术歌曲领域均有突破,既总结了浪漫主义音乐的成就,又为现代音乐发展开辟了道路。
中国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保护,是传承民族文脉、守护音乐瑰宝的核心举措,兼具文化、学术与现实价值,对维系民族文化认同、推动传统音乐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守护民族文化根脉,维系文化认同。传统音乐类非遗(如昆曲、古琴、民歌等)是民族文化的活态载体,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传统保护通过口传心授、文献整理等方式,保留非遗的原生形态与核心内涵,避免其被现代文化冲击而消亡,进而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感与凝聚力,这是非遗保护的核心价值。
2. 保存音乐文化遗存,提供学术支撑。传统音乐类非遗蕴含着丰富的演奏技法、曲式结构、唱腔特点,是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史、民族声乐与器乐体系的珍贵素材。传统保护对这些遗存进行系统记录、整理与留存,为音乐学研究提供了真实、鲜活的一手资料,填补了传统音乐研究中活态史料的空白,推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
3. 传承艺术精髓,赋能当代创作。传统保护不仅是“留存”,更是对非遗艺术精髓的传承与延续。通过传承人的培养、传统曲目的传唱,让传统音乐的艺术技法与审美精神得以延续,为当代音乐创作提供灵感与借鉴,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推动中国传统音乐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彰显传统音乐的当代价值。
综上,传统保护是传统音乐类非遗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既守护了民族文化瑰宝,又为学术研究与当代创作提供支撑,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民间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自发创作、口耳相传的音乐形式,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生活智慧,是传统音乐的“活态根基”。
1. 概述:内涵广泛,活态传承。民间音乐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共同享用的音乐形式,涵盖民歌、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曲艺音乐等门类,分布于各民族、各地区。它源于生活、贴近民众,不依赖专业创作与传播渠道,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历经千年积淀,成为反映民众生活、情感与审美情趣的“活态史料”,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根基。
2. 特点一:集体性与口头性。民间音乐由民众集体创作、共同完善,无固定作者,在口耳相传中不断优化,体现集体的审美与智慧。其传承无需书面乐谱,依靠口头传唱、演奏传递,兼具灵活性与变异性,能根据地域、演唱者特点灵活调整,这是民间音乐得以长期延续的核心特质。
3. 特点二:地域性与民族性。民间音乐深深植根于地域与民族文化土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间音乐,因地理环境、生活习俗、语言特色不同而呈现鲜明差异。如江南民歌清新婉转,西北民歌高亢奔放,各民族民歌也融入本民族文化元素,既彰显地域特色,又承载民族文化内涵,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
综上,民间音乐是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其集体性、口头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使其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鲜活载体,对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1. 声乐主导,曲牌体与板腔体结合。戏曲音乐以声乐为核心,分为唱腔与念白,唱腔是表达人物情感、推动剧情的关键。其唱腔结构主要有曲牌体和板腔体,曲牌体由固定曲牌组合而成,旋律优美规整;板腔体以一个基本曲调为基础,通过节奏、速度变化形成不同板式,灵活适配剧情起伏,兼顾规范性与灵活性。
2. 器乐伴奏功能明确,与声乐、剧情深度融合。戏曲伴奏分为文场与武场,文场负责伴奏唱腔、渲染情绪,武场控制节奏、配合身段动作。伴奏并非独立存在,而是根据剧情发展、人物情感变化调整力度与旋律,既支撑声乐演唱,又强化戏剧冲突,实现“乐随情动、曲伴戏行”。
3. 程式化与个性化统一,贴合人物塑造。戏曲音乐具有鲜明程式化特征,不同行当有固定的唱腔风格与演唱技法,如老生唱腔浑厚庄重,花旦唱腔灵动婉转。同时,艺人可在程式基础上,结合人物性格、剧情需求灵活调整旋律与演唱方式,实现程式化规范与个性化表达的统一,精准塑造人物形象。
综上,戏曲音乐的艺术特点围绕戏剧核心展开,声乐与器乐相辅相成、程式与个性辩证统一,既彰显传统音乐的审美特质,又服务于戏曲的戏剧表达,是中国传统音乐与戏剧艺术融合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