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杜鹃花落”落到试卷上:一篇小说的视角,和一道题目的立场.那些在课堂上“多嘴”的老师,替学生挡住了不该被默认接受的东西.
- 2026-10-16 08:03:07
2024年3月，成都市新都区九年级语文第一次诊断性考试的试卷上，出现了一篇阅读理解文章，叫《杜鹃花落》。
作者是河南汤阴县一所中学的校长李佳前，文章于2023年发表在网上。
小说以侵华日军大佐岗田的视角展开：他的儿子来华探望父亲，被八路军截获，岗田为报仇带队追击，最终亲手炸死了自己的儿子。
岗田抱着儿子的尸体痛哭，鲜血流淌的样子被形容为“像杜鹃花凋零”。
这篇文章出现在初三试卷上后，迅速引发争议。
最终，成都市新都区的相关教研员及区教科院院长被停职，作者李佳前被免职。
但事情并没有随着处理结果而结束。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谁被处理了”，而是：
这篇小说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份试卷的引导方向，又出了什么问题？
视角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用什么词
以侵略者的视角写小说，在文学上并不罕见。
这种写法叫“限知视角”——作者不直接评判，让角色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行动，读者自己判断。
如果处理得当，它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讽刺效果：让读者看到侵略者如何被自己的暴力吞噬。
《杜鹃花落》的结尾，本该有这种潜力。
岗田一心要为儿子报仇，结果炸死的恰恰是自己的儿子。
这个“现世报”式的结局，本身带有反战和讽刺的意味。
所经也有有分析指出，文章试图表达的，是“侵略者的荒谬与残忍”——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亲手送入死亡。
但问题在于，视角可以选，用词不能歪。
文中对八路军的描写，使用了“共军”、“逃窜”、“破衣烂衫的土八路”等词汇。
而日军方面，岗田的儿子被描述为“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岗田本人则被赋予了“满腔愤怒”、“复仇”的正当性，他的丧子之痛被描写得“像杜鹃花凋零”。（为什么要糟蹋杜鹃花啊）
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失衡：侵略者的情感被细腻地书写，而抵抗者的形象被简化为“逃窜”和“土八路”。
读者读完之后，对岗田的同情可能被激发，对八路军的敬意却被消解。
这不是“视角问题”，这是“立场问题”。
而试卷题目，更是把方向彻底带偏了
如果文章本身只是“有争议”，那试卷的题目设计，则让争议变成了问题。
试卷中有一道题是这样问的：
“文中的宝贝儿子‘从来不干预军事，只为到这里看老父亲一眼’，如此遭遇，令你心生惋惜吗？”
这道题的问题在于它直接预设了“惋惜”这个情感基调。
它没有问学生“你如何评价岗田父子的遭遇”，
没有问“这个结局对你有什么启发”，
——它直接问“令你心生惋惜吗”。
这个提问方式，把学生往“同情日军大佐丧子”的方向上推。
更关键的是，题目在描述岗田的儿子时，用的是“宝贝儿子”“从来不干预军事”“只为到这里看老父亲一眼”这样明显带有温情色彩的措辞。
这套措辞本身就在引导学生把这个角色当成一个“无辜的、值得同情的普通人”，而不是“侵略者的家属”。
出题人不是在考察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是在引导学生做情感选择。
如果换一种问法呢？
如果试卷的问题是：
“岗田一心为儿子复仇，最终却亲手炸死了自己的儿子。你如何理解这个结局？”
或者：
“文章以侵华日军的视角展开叙述，作者为什么选择这个视角？这个视角产生了什么效果？”
再或者：
“文中把八路军称为‘共军’和‘土八路’，把岗田儿子的血形容为‘杜鹃花凋零’。你如何看待这种写法？它可能给读者带来什么印象？”
这些问题，指向的是分析、判断、反思，而不是情感引导。
它们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侵略者的暴力如何反噬自身”，也可以引导学生警惕“文学视角可能带来的立场偏移”。
这才是历史教育应该做的事。
一道题目的立场，比一篇文章的视角更值得警惕
一篇小说的视角，是文学手法。一道题目的提问方式，是教育立场。
《杜鹃花落》的作者写这篇文章时，也许真的想表达“战争是残酷的，日本人民也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也许他真的想写一个讽刺故事。这些“也许”，可以讨论。
但试卷的出题人，把一道“你惋惜吗”的题目，放在了一篇以日军视角叙述、用“逃窜”描写八路军的文章后面。
这个组合，就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文学作品”了。
它变成了一次有明确倾向的情感引导。
一个初三学生，十四五岁，历史观还在形成中。
他读到的是一篇侵略者的儿子被“误炸”的故事，接着被问“你惋惜吗”。
他可能会答“惋惜”，也可能不敢答“不惋惜”。
但无论他答什么，这道题已经在他心里种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日军一方，也有值得同情的人。
这并不是历史教育，这是对历史感的稀释。
最后想说：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在课堂上“多嘴”的老师。
教材上印着一篇文章，教参上写着标准答案，考试要考——有些老师会照着讲。
但有些老师不。
他们会停下来，说一句：“这篇文章的视角有问题。”或者“这句话的用词，你们觉得对吗，思考一下？”
这不是“找茬”。
这是他们在用自己的判断力，启发学生识别那些不该被默认接受的东西。
一个学生，可能一辈子都记得某一天，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说了一句“我觉得这里不对”。
那句话会在那个学生心里种下一颗种子——不是所有出现的信息都是对的；就像老师说的，觉得有问题时要思考，我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一颗种子种下去，可能几年后才发芽。
那个学生可能后来成了记者，在写一篇报道时想起老师那句“这里不对”，于是多查了一遍资料。
可能成了老师，在课堂上启发自己的学生。
可能只是成了一个普通人，能在面对一条铺天盖地的信息时，习惯性地多问一句“这是真的吗”，避免上当。
这就是老师传道受业解惑的伟大之处，有一种高级美感。
他们的影响，从来不只是那堂课上的四十五分钟。
他们的一句话，可能在一个学生心里住一辈子，然后在某个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时刻，发芽、开花、结果。
教材会修订，试卷会重印，但一个被老师点醒过的学生，会一直记得那种思辨的感觉。
教育中最珍贵的东西，不只知识本身，是判断知识的能力。
那个学生长大之后，也会把这种感觉，传给下一个人。
这样的老师，就是那个把火种递出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