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到了几年前去电影院看完《长安三万里》之后写的影评，那时候影评写得洋洋洒洒：
提到唐朝诗人，高适绝对有他的一席之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首先想到他。或许这正是《长安三万里》叙述和展开角度的绝妙之处——我们并不像熟悉李白杜甫一样百分之百熟悉高适的人生，但也正是通过以高适为主角的有限视角，李白、杜甫、王维、岑参的故事被串联了起来。安史之乱前后繁华与衰败的极致对比，像画卷一样展开，扑面而来，没有余地。
除此之外，《长安三万里》对一些特定群体的刻画充满了在宏大历史背景下拨云见日的仔细与慎重。哥舒翰在遭遇手下叛变，上马准备拼杀的时候对高适说：“这些叛军叛将其志在我，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希望你能杀出重围，禀告圣上，并不是所有蕃将都是叛臣。”还有那位奉皇上之命前来调查的宦官，当高适问他“人生憾事多吗？”时，他回答：“当然，哪怕我干出一番事业，也只会出现在《宦官列传》中。”当他明了高适的计谋，并决意追随他上阵杀敌的时候，我看到了这群生活在大唐光耀之下的有志之士守护三万里长安的决心。蕃将和宦官在历史书、历史题中大多是谋逆苟且之人，世人与后人为图方便，忽略了许多例外，而这些例外，却成为了那个年代得以打动人的星星之火。
《长安三万里》中提到了很多首诗歌，其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几篇。从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到崔颢的“烟波江上使人愁”；从杜甫的“一览众山小”，到高适的“美人帐下犹歌舞”。听着他们的吟诵和应和，我仿佛看到沉寂在语文书上的文字跳动了起来，声声入耳，字字入心。高中时期，我为了几分的古诗文默写，用了多少脑筋才把高适的那首《燕歌行并序》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背下来。想到这里，不禁叹惋。脱离了语文试卷和语文考试的语文，美得一尘不染；置身于那年那景那月那酒的古诗，鲜活到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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