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南中考历史试卷错误看语文教学
据报道，2026年云南省中考历史试卷第29题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经核实，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称两处错误分别是：
（一）爱迪生“1882年出生于纽约”表述错误，应为“1847年出生于俄亥俄州”。
（二）“爱迪生一生发明了电灯、电话、电影等1000多项专利技术”表述不严谨，应为 “爱迪生一生取得了电灯、电话、电影等领域的1000多项发明专利”。
从语言的角度分析，两处表述问题属于语病。错误一为不合事实型语病，错误二是因表述不严谨而导致的事实错误的语病。此处语病的产生仅仅是因为语言表达能力的欠缺吗？显然不是，而显然是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意识问题。因此，云南省教育厅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做出追责处理。这当然是应该而且必须的。
但是，从根本上分析，这起事件的根源真的在于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意识问题吗？先撇开这个问题，来看被誉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叶圣陶先生对待语言极其认真、严谨的两个故事。
故事一：在担任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时，叶圣陶在审读中小学语文课本时，对“东西掉到井里了”与“东西掉井里了”中的“到”字用法产生疑问，认为不能随意删去。为了求证，他专门召开主题讨论会，向编辑们讲解“一字关乎几百万中小学生，应作为大事情来对待”的道理。
故事二：叶圣陶在审读书稿时极其认真，常为文稿中的“小疵”字字推敲。例如，他审读方宗熙的《达尔文主义基础》时，发现文字瑕疵多，便用心推敲、逐字修改，直到满意；审读作家浩然《金光大道》的清样时，几乎每一页都留有他的修改笔迹，对细小问题“见到就批”。他审读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发现语法疏漏，便带领编辑逐字“检谬”，整理出五万多字的修改意见。
叶圣陶先生这种极其认真、严谨的态度，是来自于他的责任意识吗？应该说有责任意识的成分，但不全是。他的这一态度，根本上源于他对待语言本身的态度。叶先生主张：“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若说写文章不妨马虎，那就等于说想心思不妨马虎。想心思怎么马虎得？……一字一语的错误就表示你的思想没有想好，或者虽然想好了，可是偷懒，没有找着那相当的语言文字。”“写文章就是说话，也就是想心思。思想不能空无依傍，思想依傍语言。朦胧的思想是零零碎碎不成片段的语言，清明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组织完密的语言。”他“反对语言的‘概念化’和‘公式化’，批判‘语言是小节，是小道’的错误观念。”从以上叶先生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语言观。
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有个观点叫“在三观之前，先有语言观”。非先有三观，再有语言观；而是先有“语言观”，再有三观，是语言观决定了三观。语言观不是表达问题，而是思维问题；不是技巧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语言构建认知的地基，也就构建了我们看待人生、世界和价值的方式。由此可见，决定叶先生认真、严谨态度的，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责任意识，而是他正确而深刻的语言观。而导致这起事件的根源，从根本上说，不是责任意识的问题，而是语言观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小看了语言的力量，是他们在用语言完成重大任务时缺乏了对语言的敬畏感。
尽管没有资料表明，这个事件的责任人语文素养如何、当年所受的语文教育教学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语言观一定有问题。而语言观的形成与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具有密切关系。看看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普遍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将语言等同于“考试科目”；二是将语言能力简化为“技能指标”。这是对语文教育的严重窄化，必然会造成未来一代的三观不正。如今的语言焦虑、表达失真、话语极化、语言匮乏等现象已经显示了语文教学问题的严重后果。
我们的语文教学真的要回归到语文教育，一定要从语言工具训练回到语言意识唤醒，用正确的语言观去塑造正确的三观，正如郭教授所言：“一个有语言观的人，更有理解他人之力、构建自我之根、承担公共之责。”
2026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