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复习】曹禺专题
- 2026-09-26 12:10:02
真题速览
1.曹禺《北京人》的思想内蕴（南开大学2026）
2.曹禺剧作中的“命运”（辽宁师范大学2026）
3.对比分析《雷雨》《日出》《北京人》在戏剧结构形式上的不同特征以及美学追求（2026 年江南大学）
4.结合具体作品来分析曹禺的艺术手法（2025北京师范大学）
5.简述曹禺的《雷雨》蕴含的人的生存困境 （2025广西师范大学）
6.比较巴金和曹禺的《家》（2025湖北大学）
7.结合具体作品，论述曹禺的话剧艺术成就。 （2025山东大学）
8.曹禺《日出》的悲剧性 （2025云南师范大学）
9.分析曹禺话剧《雷雨》中繁漪的“雷雨性”性格（2025天津师范大学）
考情分析
2026年是曹禺逝世30周年（1996逝世），同时是《日出》出版90周年（1936年），关于曹禺近两年考查概率很高。从以往真题看，文学考研对曹禺的考查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①曹禺剧作（《雷雨》《日出》《北京人》），重点关注艺术特色与人物形象；②曹禺创作整体风格（艺术特色、“诗意特征”）；③曹禺创作中的思想（命运观念、原罪意识）。同学们备考时需对常考作品内容有基本的了解。
知识点归纳
知识点1
综合性问题
（由于题目序号原因，标题层级没有太符合规范，大家自己改一下哈）
1.结合作品论述曹禺现代剧作的文化蕴含。
答：曹禺对于中国现代话剧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戏剧创作标志着并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更重要的是，他的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实验性的创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展示了多元的、自由创造的发展前景。曹禺首先是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出现在中国文学史和话剧史上的，他的作品成功地创造了一种诗化现实主义的戏剧美学风格，具有一定的文化蕴含。具体表现在：
（1）曹禺始终以诗人般的热情拥抱现实，追求着诗与戏剧的融合
从1933 -1942年的十年间，他为中国现代话剧奉献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五个堪称经典的杰作；而且每一部新作，都在现实人生与人性的开掘及戏剧形式上有新的试验与创造。在《雷雨》中，他把对时代的感受、对现实的激情同自然界的雷雨形象交织起来，使雷雨般的激情同雷雨的形象浑然一体，形成了一个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从个人的生命感受出发，是一种个人话语的方式，一种生命的创造《雷雨》就是曹禺将自己内在“性情”进行了戏剧化处理，形成了“雷雨”式的戏剧氛围，构成了紧张的戏剧冲突，到了《日出》曹禺感觉到《雷雨》的结构“太像戏”，所以就“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但仍然以内在紧张的结构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原野》是曹禺的一次戏剧现代化的尝试，现代艺术手法以及人物心理的深刻表现，挑战了中国读者和观众的接受心理。
曹禺执著追求的是一种“大融合”的戏剧境界,这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与西方戏剧艺术的融合；是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象征主义的融合；这是戏剧与哲学、具体与抽象、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融合；这是追求“生活幻觉”效果与舞台“假定性”效果的融合；这是情节剧、佳构剧与心理剧的融合，是戏剧与诗、戏剧与散文、戏剧化的戏剧与生活化的戏剧的触合，是写实与写意、写实与非写实的融合，是喜剧与悲剧的融合。
曹禺的话剧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中国话剧引入正规，推向成熟。
曹禺集编、导、演于一身，是一般剧作家不具备的。他第一个将古希腊悲剧理论引入中国话剧创作，又具有舞台经验，因而他的作品经得起舞台实践的考研。他说：“我们要像一个有经验的演员一样，知道每一句台词的作用。没有敏锐的舞台感觉是很难写得出好剧本的。”
（2）曹禺剧作的诗化现实主义特点
作家不仅用严峻而冷酷的笔触无情地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的开恶，更为可贵的是他还充满诗意地写出了对理想和未来的潼憬与希望。当他以一颗诗心去观察、表现现实时，不仅描绘出一种诗意真实，同时也包孕着诗人对现实人生的哲学沉思。
曹禺作为一个天才的”摄魂者”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曹禺剧作的艺术重心在于倾力塑造典型形象，特别是把探索人的灵魂、刻画人的灵魂放在首位，力求写出人物心灵的诗。尤其是他笔下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不论身份地位如何，几乎都有着美好的心灵和道德，都是一首首充满着丰富而复杂内涵的诗，是作家独创性的诗意发现和创造。
曹禺剧作的贡献还在于他的现实主义民族独创性的特征。一方面他以作家的艺术主体去消化外来的东西，同时又以民族的主体，即以强大的自主的民族灵魂和艺术传统去汲取西方话剧中的优良经验。像《雷雨》之于古希腊戏剧和易卜生的《群鬼》《北京人》之于契诃夫，既有着借鉴性的一面，更具有个人的风格和浓郁的中国特色、民族风格。他把外来的话剧创造性地转化为民族的，充分表现出他的现实主义的开放性、现代性与民族性的高度统一。
（3）曹禺的创造对于现代中国话剧是超前的：曹禺的创造力与想像力都大大超过了时代接受水平。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曹禺接受史上的矛盾现象：曹禺既是拥有最多读者、导演、演员与观众的现代剧作家，又是最不被理解的现代剧作家；人们空前热情地读着、演着、欣赏着、赞叹着他的戏剧，又肆无忌惮地肢解、曲解、误解着他的戏剧，以致他的戏剧上演了千百次，却没有一次是完整的、按原貌演出的。
2.简述曹禺话剧的诗意特征。
答：曹禺话剧的诗意特征表现为：
（1） 以诗写剧：“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于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曹禺本人就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关于《雷雨》，他曾明确地提出“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他保留《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也是为了让观众看完戏后，心中还荡涤着一种“诗样的情怀”，使“观众的情绪入于宽阔的沉思的海”。
（2）诗意的抒情：曹禺是以“诗人”的心态创作戏剧的。曹禺创作戏剧时并不像一般的剧作家那样冷静地分析人物，理智地编排情节，而是像诗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在真切的感受和体验中，在与对象的互相交融中去构思作品。整个创作过程为感性、情绪所左右，贯穿其中更多的是诗人创作情感的迷狂。《日出》的写作缘由是“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类的诗意感受，然后才由此酝酿演化为具体的人物形象。
（3）诗意的写实：曹禺在创作中追求诗意的真实，以理想的情愫描写现实生活，超越了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直接表现和对时代背景的如实描写。《原野》本是一个简单的农民复仇的故事，但曹禺并没有使这一题材简单化、世俗化，而是从反抗背后发现蛰伏于农民身上的精神痐疾和沉重的封建文化负荷。
（4）诗化的语言：曹禺的戏剧中有一种诗的语言，这也是其剧本创作的重要特征。他的剧本在演绎尖锐矛盾冲突的同时，还流荡着深情款款的诗意，凝聚着作者饱满的生命激情和对生活诗意的不懈追寻。他曾指出“文字上要注意一方面更通俗，一方面要有味道，有诗意，含蓄无穷”。
总之，曹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天才作家，其独特的天性禀赋和文学修养造就了他话剧的诗性特征。他带若以诗写剧的创作理念，用诗化的语言进行诗意的抒情、写实，给人以诗意的审美享受。
3.分析曹禺剧作的艺术特色
总的说来，曹禺剧作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个性化，且具动作性，抒情性。
一、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表现在：
①时间集中：如《雷雨》时间跨度长达30年，但剧情却浓缩在24小时内；②地点集中：故事在周公馆展开；③人物集中：以周朴园为中心，以周、蘩为明线；周、侍暗线，由血缘关系使矛盾冲突尖锐，且使整个剧情波澜起伏。
二、人物性格鲜明：《雷雨》、《日出》、《北京人》中塑造了蘩漪、周朴园、陈白露、李石清和曾文清、愫方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蘩漪、陈白露、愫方更是个性鲜明，具有美学价值。
三、语言的个性化表现在：
①人物语言不仅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征等，而且符合剧情规定的场景和人物心态；
②《北京人》里的含蕴隽永、抒情写意的台词，就是动作性和抒情性融合在一起的个性化的语言，剧中人物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性格特征，推动剧情的发展；
③《北京人》第三幕瑞贞和愫方的那大段台词，在平淡中迸发出一种不可遏止的感情冲击力量。
4.简析曹禺剧作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
曹禺剧作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雷雨》和《日出》的发表，是中国话剧创作艺术成熟的标志。剧作戏剧冲突尖锐复杂，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独特，富有典型意义；戏剧语言个性化，且具动作性和抒情性。剧作的这些特点，是话剧创作成熟的标志。
二、促进了话剧从“案头剧”向“剧场剧”的发展。曹禺以前，多数剧本主要以阅读欣赏为主。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作，具有极好的舞台效果。
三、促进了大型多幕戏剧的发展。曹禺以前，现代剧作多数为独幕剧和中型戏剧。《雷雨》等剧作，都是大型戏剧，演出时间2-3小时，剧情比较复杂，反映的生活内容更丰富广泛。《雷雨》《日出》以后，现代大型戏剧创作多起来了。
5.请结合具体作品，谈谈曹禺作品的文学性与剧场性。
一、文学性：
曹禺话剧的艺术特征，总的概括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叙事中“诗与戏剧”的融合，在戏剧中追求一种诗意的境界。在戏剧结构方面，曹禺善于构建出一种紧张而刺激的矛盾冲突，在多条线索相互推进的过程中，呈现出精巧而又周密的戏剧结构；在语言艺术的运用上，曹禺总是能够根据不同人物的身份、阶层、心理去设计人物说话时的词汇、语调以及节奏，同时人物的话语充满了戏剧性与动作性，这些语言描写深入地刻画着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着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
(1) 鲜明的诗意化呈现：诗意性的艺术特征，一直是曹禺话剧创作的审美追求。《日出》中的“日出”，“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总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主题是通过陈白露、小东西等一干人物形象，作家喊出“你们的末日到了”的愤怒吼声，表达了他对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平社会的强烈控诉，“日出”既是浩浩荡荡的大时代的光明与力量的象征，又是对生活在黑暗中那些看不到光明前途的人物的一种反衬。除了诗意情绪，曹禺话剧的诗意性还体现在意境的诗意化，他常常使用一些事物或者景色来表现剧本的主旨。如《日出》中，陈白露居住的旅馆外边有着红色的太阳；《雷雨》中出现了令人恐惧的周公馆以及十分恶劣的雷雨天气；而他的另一部话剧《原野》，则是在一种原始的氛围中拉开序幕，沉郁的土地、扭曲的人性、阴森恐怖的幽冥世界，全剧始终笼罩在一种诗意而神秘的色彩之中。这种诗意的意境构造，承载着曹禺丰富的内心世界。
(2) 带有强烈的民族性格：曹禺在话剧创作中融入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以及民族审美、民族性格，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一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的斗争。创作于1941年的《北京人》，则以曾家这一大家族的衰败为线索串联起全剧的矛盾冲突，展现了善良与丑恶、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与冲突。在这部话剧中，曹禺选取了一个十分典型的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描写了曾家三代人的生活。老一代的“北京人”曾皓可以说是当时封建势力的一个代表，在“仁义道德”的面孔下，曾皓有着一颗自私虚伪的心，用苦难哀怜粉饰了他的自私与虚弱。曾家的第二代“北京人”曾文清聪颖清俊，善良温厚，身上有着一种士大夫阶级所追求的潇洒飘逸，然而他的人生悲剧在于没落的封建文化思想和教养逐渐地侵蚀着他的灵魂。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北京人”形象，即原始人“北京人”。此“北京人”是曹禺所采用的一个象征，他将剧本命名为“北京人”，象征了史前社会、现实社会、理想社会中的三种“北京人”，具有深厚的内蕴。
(3) 精巧而又周密的戏剧结构：曹禺设置和选配人物，总是贯穿最精干的原则，精心赋予其“意义”。《雷雨》只用了八个人物便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暴露无遗;《原野》只有六个人物就将封建阶级压迫造成的恩怨情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日出》只用十五个人物就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大鱼吃小鱼、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现实;《北京人》以十五人宣告了封建统治阶级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在他的戏剧中，不仅没有多余的人物，而且没有传统戏曲中的龙套人物。
(4) 传奇而现代的故事模式：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奇特的人物性格、复杂的人物关系、激烈的戏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这些，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要求。
二、剧场性：
与其他剧作家相比，曹禺在话剧创作中格外注重剧场性的经营。他的话剧创作既兼顾了舞台的表现，又照顾到了观众的需求；剧本中有着详尽的舞台提示，为演员的演出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曹禺在戏剧创作上以观众为中心，以舞台为指向，凭借着青年时期丰富的演出经验，以及对中国观众审美趣味的深度把握，在其话剧创作中体现出圆熟的剧场性。
(1) 曹禺戏剧的剧场性体现在其深厚的主题意蕴。
在曹禺整个戏剧创作生涯中，其人物形象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系列：一种是旧的封建礼教的“卫道者”，代表人物如《雷雨》中的周朴园，《原野》中的焦氏，《北京人》中的曾皓、曾思懿等人；另一种则是被损害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妇女，如繁漪、陈白露、仇虎、花金子、愫芳等人。他们在旧制度与旧礼教中备受迫害与压榨，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挣扎与反抗，表现出一定的反叛意识。曹禺通过展现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在一系列复杂而多面的人物性格的刻画中，在对人生苦难的呈现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有着深厚主题意蕴的剧场魅力。
曹禺的话剧舞台激荡着鲜明的时代意识，直抵人物内心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思想情感，向现实生活深入挖掘；剧本内容与舞台形式相互融合，在有限的舞台中展现出无限人物的悲欢离合与人生世相。
（2）曹禺戏剧的剧场性体现在极富象征性的戏剧场景。
曹禺在创作时的态度是极为严谨的，他非常重视戏剧场景的设置，不论是自然的场景还是人文的场景，都是从剧场性的需求出发去构建，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纵观曹禺的戏剧舞台，各种物象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蕴，为剧本情节的展开以及人物活动的发生创设出一种强烈的情景氛围。客观物象的意蕴与人物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如“雷雨”象征着繁漪在沉默中的反抗与爆发，“火车”象征着仇恨和花金子理想的飞动，“棺材”象征着曾、杜两家必然走向没落。曹禺的戏剧中，写物就是写人，人与物浑然一体。“雷雨”“日出”“蜕变”“原野”这些事物贯穿戏剧始终，对特定场景的情景构建起到强化作用，烘托出激烈的矛盾冲突，推进情节的向前发展。
例如“霜”是《日出》中的一个重要意象，霜是晶莹剔透的，在寒冷的黑夜里绽放，又在日出前蒸发升腾消失不见，曹禺以此来影射陈白露见不得太阳的人生，她的纯洁善良终于被黑暗所吞噬。方达生从几千里外的家乡来找陈白露，刺激了陈白露，她打开窗的瞬间，看到了霜，仿佛看到了自己。“霜”这一象征性的物象使得沉郁的场面活跃了起来，产生了强烈的剧场性。
(3) 曹禺话剧的剧场性体现在以丰富的音响效果来强化戏剧氛围，运用音响效果来烘托戏剧氛围是曹禺话剧剧场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曹禺十分擅长使用一些声音去进行艺术表现，如民间小调、读书声、鞭炮声、吵架声、枪声、吆喝声，以及自然界中的风声、雷声、蝉鸣、蛙叫，等等，产生出独特而奇妙的艺术韵味。曹禺曾说：“我写剧本是很注意音响效果的。它帮助烘托气氛，增强特定环境的真实感。例如在城墙上吹号的声音，尤其是傍晚，乌鸦在天上飞，令人倍感凄凉。”“《北京人》中有个大配角，就是我所说的各种音响，音响帮了戏剧很多忙，创造了环境气氛。有的导演不太注意，戏就丢了很多。例如戏中有一台苏钟。即苏州出产的时钟，钟的嘀嗒声很迟缓，很单调，走起来慢极了，给人的感觉就是单调地活着、活着、活着，无聊地无味地活着、活着。没有这种钟声，气氛就搞不出来。”
6.曹禺悲剧艺术的成就
曹禺是中国戏剧史上的泰斗级人物，发展了中国的悲剧艺术，奠定了话剧这一新生的文化形式在中国的地位，他悲剧创作中所采用的结构方式和艺术手法，更是被以后戏剧的创作视为楷模。《雷雨》《原野》《日出》三部悲剧一起被称为“生命三部曲”，影响深远。
（1）悲剧性主题意蕴。曹禺戏剧深刻集中地表现了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人”的主题。《雷雨》表现“人的挣扎的困境”，集中展示了周鲁两家前后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的情感矛盾，暴露了具有强烈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日出》表现“损不足以奉有余”，揭露了 30 年代中国大都会生活的黑暗和糜烂的一面；《原野》表现“生命的蛮性与复仇”，作者不仅追寻农民反抗压迫的原始生命力，还开掘了带着封建宗法思想的镣转的盲目复仇者的心理悲剧；《北京人》表现传统文化的历史关照，写出了封建家庭走向灭亡的事实，清算了传统封建文化的弊害，同时肯定和赞美了传统的美德。《家》描写封建制度的病态与罪恶。
（2）曹禺戏剧的悲剧结构特点。曹禺早期的悲剧作品《雷雨》、《原野》、《北京人》采用封闭结构，《日出》采用人像展览式结构。封闭式结构包括的范围比较小因而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是其反应在曹禺悲剧结构的主要特点。曹禺一般只写矛盾的高潮和结局，主要集中表现戏剧性危机，与此相关的过去事件、冲突起因和人物关系则通过回顾或内省的方式随着剧情发展逐步交代出来。如《雷雨》时间跨度长达 30 年，但剧情却浓缩在 24 小时内。这种戏剧结构集中性强，人物较少， 便于层层深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和揭示深刻的思想意义。《原野》中将创作背景放在陌生的农村， 并不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去表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借一个发生在农村的具有传奇性的复仇故事，挖掘一个人在强烈的爱与恨夹击下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世界，表现人充满反抗意识的原始生命力和复仇者的心理变化。《北京人》第三幕瑞贞和愫方的那大段台词，在平淡中进发出一种不可遏止的感情冲击力量，更加深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纠结，悲痛之情显而易见。《日出》是曹禺继《雷雨》之后的又一杰作，它改变了曹禺戏剧先前的内在封闭式结构，而改用人像展的开放式结构，并突破了《雷雨》“太像戏“的艺术局限，愈益显得自然真实而“掖人心”。这是曹禺先生在艺术探素上取得的又一次成功，是对传统戏剧结构的一次重大革新。
（3）曹禺戏剧的悲剧语言特色。《雷雨》《日出》《原野》在紧张激烈中、激荡忧愤的戏剧冲突中展现人物的心灵交锋，人物内心多深怀宿怨，语言进攻性强烈，《北京人》在隐约闪烁、迁回曲折的冲突中展开人物心灵的波及，简洁凝练委婉深长的抒情诗意。
语言凝练委婉，意味深长是曹禺悲剧语言的一大特色。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悲剧人物思想和感情强烈碰撞。在《雷雨》中，周朴园和鲁侍萍多年后的重遇，并没有美好感情的火花出现，而是通过他们先后四次的简短问话，将陈年旧怨逐层揭露，同时又含蓄而深刻地显示周朴园先是敷衍，继而惊惧，终而只得承认是待萍的渐趋紧张的心理。作者将人物的思想的变化，性格的矛盾，感情虚伪表现得层次分明、回环起伏，由隐微至显露，终而达到波涛汹涌的悲剧高潮。
语言精准、传神也是曹禺悲剧的语言特点。如《雷雨》中侍萍急切盼望见到分别了三十年的儿子周萍，但她却亲眼目睹了他动手打了自己另一个儿子鲁大海，她悲愤至极，不禁大哭着走到周萍面前责问他：“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儿子？”侍萍在情急之下差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她却急中生智用了“萍—凭”的谐音暗转，悬念由此化险为夷，这一转口，非常生动，贴切地传达出了鲁侍萍当时万分悲痛而复杂的感情。
曹戏剧语言独特的艺术魅力还表现在富有象征色彩与哲理内涵，这一特征首先表现在剧作家通过剧中人物的话语来表现那富有哲理象征内涵的主题。如《雷雨》中，几乎每个人物出场时都喊“闷”、“热”，尤其是繁漪更是说：“这屋子怎么这样闷气，里里外外，都像发了霉。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热极了，闷极了，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现在暴风雨就要来了。”通过她的言语，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是躁动的，压抑的，隐藏着巨大的精神痛苦。
（4） 悲剧表现手法。曹禺悲剧的表现手法最突出的就是对意象的营造，达到了现代话剧意象营造的巅峰。《雷雨》中第四幕开始时，“隐滚着雷声”，“紧掩的门”，还有“天边的闪电”，都好像在痛苦地忍受着内心的煎熬，也预示着一个悲剧的到来。《原野》场景环境描写“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天，一片愁云惨雾的原野”营造的意象是沉重的，为全剧奠定了悲凉的基调。这种意象的表达广泛地应用于曹禺的其他作品中。曹禺悲剧意象群，在其创作的第一阶段完成之后，已经给我们构架出一幅完整的审美意图。
（5）悲剧性人物：主要是女性形象，《雷雨》中繁漪、鲁侍萍，《日出》里陈白露，《北京人》里的愫芳。
（6）从雷雨般的性格发展到民族性格文化的重塑，戏剧风格从悲剧到正剧，即写出了年轻人的新生。
曹禺发展了我国的悲剧艺术，进一步开拓了悲剧文学的表现领域和精神刻画的深度，为悲剧艺术提供典范。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忧愤深广、缠绵抑郁的美学风格。从曹禺“出山”之后，中国话剧才开始成为真正的戏剧艺术，才开始具备自己鲜明的悲剧内涵、民族特色和突出的国际意义。作为中国话剧的核心人物，曹禺是民族话剧的辉煌和骄傲，更是将中国现代悲剧写得最为精彩绝伦、表现得较为深刻广博的大师级人物。
7.曹禺对中国现代话剧的独特贡献是什么?
曹禺(1910-1996)是对中国现代话剧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作家。他从小接触传统戏曲和文明新戏，进中学后又积极参加学生演出。1930年升入南开大学随后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系统阅读了古希腊和近代欧美戏剧，为他日后的话剧创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必要的准备。1934年，曹禺发表了四幕话剧《雷雨》，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6年和1937年他又连续发表了四幕话剧《日出》和三幕话剧《原野》，1940年代发表了《蜕变》和《北京人》,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话剧史上的地位。1942年，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同名话剧是一次成功的改编尝试。
第一，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初引进中国一直到曹禺出现，现代话剧艺术才真正成熟起来，可以说曹禺是现代话剧真正的奠基人。曹禺出现之前，中国话剧还处于探索实验阶段。1933年曹禺创作的处女作四幕剧《雷雨》，在充分吸收西洋话剧艺术的基础上，也在话剧民族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雷雨》体现出古希腊命运悲剧和易卜生的深刻影响。它严格遵守“三一律”，它像易卜生戏剧一样带有客厅佳构剧的痕迹，戏剧结构以及各种人物关系、矛盾冲突甚至细节都组织得完美无缺，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走向成熟。此后，曹禺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不断丰富着现代话剧艺术，为中国现代话剧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曹禺的话剧创作是从个人的生命感受出发，是一种个人话语的方式，一种生命的创造。从艺术结构、人物形象、语言形式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显示了中国现代话剧独特的价值。《雷雨》就是曹禺将自己内在“性情”进行了戏剧化处理，形成了“雷雨”式的戏剧氛围，构成了紧张的戏剧冲突。到了《日出》曹禺已感觉到《雷雨》的结构“太像戏”，所以就“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但仍然以内在紧张的结构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原野》则是曹禺的一次戏剧现代化的尝试，现代艺术手法以及人物心理的深刻表现，挑战了中国读者和观众的接受心理。
第三，曹禺的话剧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中国话剧引人正规，推向成熟，曹禺集编、导、演于一身，是一般剧作家不具备的，他曾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三年专攻话剧，特别喜爱古希腊悲剧理论，是第一个将古希腊悲剧理论引入中国话剧创作的人。曹禺在创作《雷雨》前就曾广泛地接触了欧洲的古典戏剧，他喜欢古希腊悲剧，用心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也读了易卜生、契诃夫、高尔基、萧伯纳和奥尼尔等人的剧作，后来他还翻译了《柔密欧与幽丽叶》，这些世界名著加深了他的艺术修养。曹禺又是一个有舞台经验的剧作家，因而他的作品经得起舞台实践的考验。他说:“我们要像一个有经验的演员一样，知道每一句台词的作用。没有敏锐的舞台感觉是很难写得出好剧本的。”
知识点2
《雷雨》
《雷雨》：《雷雨》是由曹禺创作的一部话剧，通过讲述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的乱伦故事引发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剧中的大家长周朴园年轻时始乱终弃抛下了曾经的恋人侍萍与富家小姐结了婚，多年后他的续弦妻子繁漪和他的大儿子周萍发生了乱伦关系，周萍在命运的捉弄下又爱上了自己的亲生妹妹四凤，重蹈了父辈的悲剧。最后真相揭露，因受不了事实的冲击，周萍开枪自杀，四凤、周冲触电身亡，繁漪和侍萍也精神失常。该剧情节扣人心弦、语言精炼含蓄，人物各具特色，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
1.分析《雷雨》中的周朴园形象
《雷雨》中的周朴园是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雷雨》悲剧的罪魁元凶。
（1）他专横暴戾、冷酷无情地压制、摧毁家中一切人的个性、尊严和自由思想，使公馆成为能窒息人的黑暗王国，他就是黑暗王国中的专制魔王。这最突出的表现于他和蘩漪的关系中。蘩漪是有个性、有思想、追求幸福的女性，在周公馆这个黑暗牢笼十八年，形成她抑郁乖戾的个性。第一幕中的吃药一场，作者采用“大写特写”的戏剧手法，突出表现周朴园的专横暴戾、冷酷无情的性格特征。正是周朴园的这种性格造成了蘩漪与周萍的乱伦关系，摧毁了周冲向往自由平等的美丽幻想。蘩漪、周萍、周冲的悲剧，都是周朴园的封建专制造成的。
（2）第二条线索是周朴园和侍萍的关系，三十年前周朴园为了要和有钱小姐结婚，把刚生了孩子的侍萍赶出家门，造成了侍萍一生的不幸。在以为侍萍死后，又把侍萍作为他的第一夫人怀念，当侍萍真的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又想用金钱来封侍萍的口和赎自己的罪，他的这种态度是对他的怀念的虚伪性最本质的揭露。
（3）他和以鲁大海为代表的工人的关系上充分表现了他的冷酷的性格。他故意淹死民工发昧心财，指使警察打死罢工的工人，使用利诱收买手段破坏工人运动。
2.分析《雷雨》中蘩漪的形象
（1）追求自由幸福的新女性
繁漪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新女性形象，她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洗礼，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自由与爱情幸福，有着火炽的热情和强悍的心，她敢爱敢恨，敢于冲破一切桎梏，正如戏剧第一幕繁漪出场时的舞台提示写到:“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狠狠地，不，多不声不响地狠狠地吃了你的。”
然而，当她与周朴园结婚后，18年孤独虚空的周家生活使她饱受精神的压抑与折磨，变得任性而脆弱，傲慢而孤独，麻木如石。只有当大少爷周萍闯入她的生活圈子时，她才重新点燃了热情，恢复了生机，于是便紧紧抓住周萍这根救命稻草。繁漪与周萍的乱伦关系既是她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对周朴园专制统治的一种变态的畸形的反抗。
在周公馆里，她是女主人，也是周朴园精神统治下的奴仆；她是周萍的后妈，又是这个前妻儿子的情妇。她不愿再过这种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生活，她渴望摆脱却又无法摆脱这种处境，这种行为和性格上的矛盾使她成为了《雷雨》中最“雷雨”的人。
（2）“雷雨”性格
繁漪是有着“雷雨”性格的女性人物。难以抗拒的令人窒息的环境使她变得乖戾、抑郁甚至阴鸷，走上变态和极端的道路:她的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她要报复周家父子对她的欺骗、玩弄和侮辱。也正是繁漪对周朴园专横自是、冷酷虚伪的丑恶本质以及周家的种种罪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繁漪对周朴园的反抗，从消极到积极，从被动到主动，从退守到进攻，甚至愈演愈烈。剧中她与周朴园有着四次正面矛盾冲突:第一幕的“喝药”、第二幕的“看病”、第四幕初的“赏雨”和第四幕末的“出走”，正是这几次矛盾冲突，揭示了繁漪和周朴园的性格特征，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最终撕下了周朴园的“画皮”，彻底打破了周家这个所谓“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封建家庭。
（3）利己主义色彩
繁漪个人的思想境界并不高，她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反抗是有限的，不能持久。她的性格中有阴暗、脆弱、自私的一面，她为了破坏这个罪恶家庭，也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自由，也损害了别人的爱情；她对周萍的种种胁迫手段，尤其是对无辜少女四凤的巨大威压和无情的伤害手段，揭露了她极端利己主义的丑恶灵魂。但她毕竟只是周鲁两家悲剧的推动者而不是制造者，她的悲惨境遇是人性的长期压抑、周朴园的专制虚伪造成的，值得我们同情与怜悯；因此，即使她个人的追求有着利己主义色彩，我们也不能忽视各种悲剧背后的真正制造者——封建社会的罪恶。
（4）人物典型意义
繁漪可谓是中国现代派的“娜拉”，她不断寻找着生活中属于自己的位置，她在周公馆既是一个被损害、受压迫的女人，也是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的人。
戏剧正是通过她与周朴园尖锐的矛盾冲突，有力地抨击了这个封建家庭的种种罪恶。在雷雨之夜，繁漪就如一道闪电，将周朴园竭尽全力维护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劈得四分五裂。
繁漪的典型意义在于她与周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露了这个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不幸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以及对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深沉思考——作家将反对封建家庭的罪恶和追求个性解放联系起来，赋予了这个剧本新的时代内涵。
3.《雷雨》思想意蕴及艺术特色
曹禺的剧作《雷雨》以2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对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里的父子、夫妻、兄弟、主仆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尖锐冲突的描写，深刻的暴露了剥削阶级家庭的黑暗、腐朽混乱和资产阶级的残暴和虚伪，并且为一群被侮辱被损害者提出了悲愤的控诉。作品还描写了早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风雨飘摇，以及它必然走向崩溃的危机，达到了作者借此意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的创作目的。尽管剧本存在着较浓厚的宿命论和神秘色彩，仍不失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悲剧。
《雷雨》在艺术上巨大成功首先在于它的戏剧结构的严谨和翔实，曹禺以极为经济的手段把过往的历史压缩在现实的情景中，把外部的社会矛盾压缩在周公馆内部的矛盾纠缠中，把侍萍一家人的命运压缩在周朴园一家的内部冲突中，使这个简单的乱伦故事几乎容纳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的和思想的矛盾冲突。《雷雨》另一突出成就还在于它所塑造的人物是真正个性化的。他们各有自己感情情绪变化的逻辑，各有自己把握人生和对待生活的方式，各有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要求。周朴园、蘩漪、周萍、周冲、侍萍等，无一不形象鲜明，生动，显示着作者丰厚的艺术动力。此外，《雷雨》中的人物对话富于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涵，在语言上也很有特色。
4.《雷雨》创作特点
（1）“三一律”的创作结构
《雷雨》的创作是符合三一律的创作规则的。它的故事发生在24小时之内，情节以早晨到傍晚再到深夜这一时间线索的变化向前发展，故事不遵从发生顺序，而从高潮开始倒叙。它的地点在20年代天津某煤矿公司董事长周朴园的家中，剧中八个人物的关系都在周公馆中展开。它的行动也具有整一性，矛盾围绕着与周家相关的八个人物展开，通过“回顾”与“穿插”的表现手法，将“过去”和“现在”巧妙穿插在一起。这样的写法使《雷雨》的矛盾冲突高度集中在一起，形成强烈的戏剧性，在矛盾爆发时给观众以震撼。
（2）通过意象的塑造渲染氛围
《雷雨》通过对戏剧情境的设置和对特殊意象“雷雨”的描绘，给整部作品奠定了压抑沉闷的基调。《雷雨》的时间设置在一场暴雨即将来临的盛夏。暴雨来临前的闷热正对应了全剧压抑、烦闷的氛围，也是繁漪被压抑了多年喘不过气来的精神写照。伴随着暴雨来临的闪电、惊雷正象征着长期受到压抑的人们终于要开始反抗专制黑暗的世界。一场雷雨过后，洗掉了他们混乱的关系和不堪的隐瞒，他们死的死，疯的疯，都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这里的惊雷、闪电都营造了悲剧气氛，象征了人物的悲惨命运。
（3）深刻的主题思想
《雷雨》创作的时间正处于中国社会的动乱时期。此时资本主义模式在中国探索失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交织，新思潮在中国开始传播，各方势力拉扯着这个风雨飘摇的衰落大国，中国正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繁漪与周朴园父子的矛盾，侍萍与周朴园的矛盾实际上都是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繁漪与周萍之间的乱伦关系更深刻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以及按封建伦理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冲击下，在中国特定土壤上的重新分化与组合。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曹禺选择通过一个小家庭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反映整个社会的问题之所在。
5.《雷雨》的深层内涵。
（1）“郁热”。这不仅是戏剧发生的自然背景，同时暗示着一种情绪、心理、性格，以至生命的存在方式。象征着生命热力的“郁结”——超常态的欲望与对欲望的超常态的压抑，造成了人的巨大精神痛苦，由此引发出极端的“交织着最残酷的爱与最不忍的恨”的雷雨式的性格，以及近乎疯狂的“白热、短促”的雷雨式的情感力量。
（2）“挣扎”与“残酷”。表现出人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生存状态，以及作者对宇宙间压抑着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某种不可知力量的莫名的恐惧。
6.为什么说曹禺的《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
（1）从剧作本身来看，它既具有可供案头阅读的文学性，也是适于舞台演出的脚本，可读性与可操作性的高度完美统一奠定了话剧作为综合艺术在新文学史上的成就。
《雷雨》显示出作者糅合中西方文学、美学思想的能力趋于完善。曹禺不仅继承，发展了五四“人的文学”的主体精神，而且接受了西方戏剧从古希腊戏剧到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现代悲剧的系统影响，在内不失东方民族固有气质，在外不后于世界文学新潮，真正实现了西方戏剧的中国化。
（2） 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雷雨》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周朴园与繁漪。周朴园是《雷雨》悲剧的罪魁元凶，与繁漪、两个儿子之间是专制家长与向往个性解放的家庭成员间的冲突，与侍萍之间是旧梦与现状的协调，与鲁大海之间是直接的阶级对立。
（3）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
《雷雨》采用的是西洋传统戏剧模式——“三一律”结构，时间、地点、情节三者完整一致，时间跨度长达 30 年，但剧情却浓缩在 24 小时内。以周朴园为中心，由血缘关系使矛盾冲突尖锐，且使整个剧情波澜起伏。《雷雨》中体现了众多的矛盾冲突，以鲁大海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和以周朴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周朴园和侍萍的矛盾带有上层社会与下层人民之间的阶级对立的性质，而周朴园与繁漪则是带有封建专制性质的资产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所有的这些冲突到最后都演变成一幕幕悲剧。
采用闭锁式结构，强化矛盾冲突。《雷雨》在后果的猝然爆发中交代错综复杂的前因，将正在进行的事件和过去发生的事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并以现在的戏引发过去的戏，又用过去的戏推动现在的戏，使剧情跌宕起伏，形成了一种紧张强烈的戏剧情境，起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另外，作者还巧妙地运用了“巧合”，产生了更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曹禺在谈论《雷雨》时曾说：“一部《雷雨》全是巧合”。四风和周萍相恋，但他们却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鲁大海和周朴园是不共戴天的阶级仇人，却又是父子血缘；侍萍到周公馆看望女儿，却和始乱终弃的周朴园不期而遇等等。
（4）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雷雨》的主题是展示一个具有旧传统的现代资产阶级家庭的家庭悲剧，以伦常纠葛、性爱冲突解释人的生存困境。一是揭露以周朴园为中心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大家庭的罪恶，是社会悲剧；二是描写以繁漪为中心的生命中“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心的恨”，是性格悲剧；三是描写上辈子做的孽要在儿女身上得到报应，是命运悲剧，体现了基督教原罪的观念。《雷雨》的故事“原型”应该是《圣经》中的“失乐园”神话。亚当和夏娃偷食了耶和华神的禁果，一同被逐出伊甸园，可用下列一组词来贯通：诱惑——偷食（禁果）——惩罚。《雷雨》也可以与之对应：“报应”：周朴园抛妻弃子、残酷镇压罢工运动——“残忍”：周冲与四凤双双去世。如《圣经》中有这样一段劝善惩恶的箴言：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的罪人，“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
总之，作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悲剧，《雷雨》不论在人物冲突的构造上，还是在主题内涵的表达上，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它通过对一个封建资产阶级家庭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描写，深刻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本质，在中国文坛上有深远的影响。
7.结合性别理论分析曹禺话剧《雷雨》中的周朴园、周萍、周冲等男性形象。
答：性别即社会性别，主要是指自身所在的生存环境对其性别的认定，包括家人、朋友、周围人群、社会机构和法律机关的认定等，是人基本的社会属性之一。社会性别理论从分析两性关系入手可以发现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与本质，从而将社会性别理论变成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工具。结合性别理论来分析曹禺话剧《雷雨》中周朴园、周萍、周冲等的男性形象，
具体内容如下：
（1）周朴园：父权文化的代言人
周朴园早年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在经历婚姻失败后又转向封建专制思想，成为父权文化的代言人。他的这种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繁漪两位女性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通过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展现了周朴园的男性权威形象的复杂性周朴园和侍萍的结合，最初是建立在对侍萍侍女身份的理解和尊重上的，他冲破了家庭的阻力，并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回忆。在面对家庭和商业利益双重压力时，周朴园抛弃侍萍，并与繁漪结婚。多年之后，周朴园在与侍萍相遇时，又迅速显示出封建大家长的嘴脸。通过周朴园与繁漪的关系，栠中展示了周朴园的专制残暴。周朴园用“存天理灭人欲”的宗教天条武装着头脑，他坚信自己的家庭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自己教养出来的子弟是“健全的子弟”。也正是为了维护自己心中“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他才会置妻子繁漪的情感于不顾，极为残忍冷酷地实施“存天理灭人欲”的诛心之术。从“喝药”这一幕中，就能体现出专制暴君的形象。具有“雷雨”性格的繁漪不愿吃药，周朴园的体贴和关心完全是为了是繁漪成为服从的榜样、受命的奴隶。他炮制人生的苦药，并用爱当作借口威逼繁漪喝下去，显示了对妻子无上的统治权力。
（2）周萍：懦弱型的男子形象
他生长、生活在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的家庭环境里，家长专制的气息异常浓烈；从接受的文化教育看，他更多地受封建伦理道德及士大夫文化的影响；从感情生活看，他处在两个女人的情感夹缝中。周萍是一个懦弱而又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他对于父亲有一种敬畏，不敢违背他的话，他在这个家庭中是十分压抑的。四凤的出现，让他感觉到了生气。他想摆脱繁漪对他的干扰，因此他决定离开这个家。他极力逃避困难，是个懦弱的男人。因此在剧的结尾，面对一件件残忍又无奈的事实，他只有选择死亡来为自己解脱。
（3）周冲：悲剧的新青年形象
周冲“原是可喜的性格”，是“最无辜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并不允许他那可喜的性格正常发展，并不理会他是否无辜。在喝药那一幕，现实让他看到了封建家长专制统治家庭父亲的威权；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他看到了慈祥父亲的另一面；在鲁大海身上，他看到了他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母亲，当繁漪唤他阻止四凤与周萍逃奔的时候，他透过温情面纱看到了母亲丑恶的嘴脸。周冲最终因对封建大家庭的认识不清晰而丧命，显示出其悲剧的新青年形象。
总之，曹禺的话剧《雷雨》包含太多的内容，具有被无限阐释的可能。从性别理论这一角度分析周朴园、周萍、周冲的男性形象可以发现《雷雨》极具现代主义色彩。曹禺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时代典型性，表现了他对人性的思考。
知识点3
《日出》
《日出》：《日出》是近代剧作家曹禺创作的戏剧，该剧1936年6月在《文学季刊》第一期开始连载，同年10月首次出版。《日出》以抗战前的天津社会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为中心人物，以陈白露住的某大旅馆（惠中饭店）华丽的休息室和三等妓院（宝和下处翠喜的房间）为活动地点，写了黎明、黄昏、午夜、日出四幕，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影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里，日出之前，代表腐朽势力的上层社会在黑暗中“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种种活动，和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该剧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强烈的爱憎和迫切期待东方红日的心情。
1.分析《日出》的思想
《日出》是以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四幕话剧。《日出》的思想是暴露半殖民地大都市黑暗糜烂面，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
一、剧本通过对半殖民地都市群丑的出色描绘暴露社会的黑暗糜烂。有工于心计的银行家潘月亭、卑躬屈膝的李石清、俗不可耐的顾八奶奶、洋奴张乔治等。这些都市群丑聚在陈白露的寓所里寻欢作乐，而又尔虞我诈，充分暴露了被金钱扭曲了的畸形人性。
二、描绘“不足”者的被受欺凌。“小东西”被卖进妓院；小职员黄省三走投无路毒死自己的孩子后自尽被救发了疯。剧本描写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描写了他们善良、忠厚和倔强的个性。剧本正是通过对都市群丑和下层被侮辱被剥夺者的描写，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中国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图景，一方面是剥削者、“有余者”贪得无厌，醉生梦死；另一方面是被损害者、“不足者”备受侮辱。“有余者”和“不足者”形成强烈对比，表达了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的主题。
2.《日出》结构特点
《日出》在艺术构思上有所发展。
《雷雨》采用了不少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展现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曹禺写《日出》时觉得雷雨“太像戏”，便决定舍弃这种矛盾集中的方法，而试着用观念连接整个结构，不再整体地渗透，而用片段的方式体现两个阶层分化的现实，这种创作方法较为接近西方自然主义的戏剧主张。
首先，他在《日出》中借鉴了契诃夫“横断面的描写”方法，剧本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减少了故事的起承转合，只是将“不足者”和“有余者”那些“人生的零碎和分散的现象”联结起来，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活图景——人像展览式结构，各个角色占有相等轻重，互为宾主，交相映衬，共同烘托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剥削人的社会。
其次，在技巧上，剧作以交际花陈白露和其旧友方达生作为全剧穿线人物，联结起腐朽没落的上层社会和受侮辱受压迫受损害的下层社会，展现“不足”和“有余”两个世界的对立——富人的奢侈腐败和穷人的潦倒困苦，如顾八奶奶们的闲来无聊搓麻和小东西的毫无藏身之处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生活的全貌。
3.如何认识《日出》中陈白露性格的复杂性?
陈白露是曹禺创作的戏剧《日出》(1936)的中心人物，也是全剧悲剧魅力的来源。
陈白露出身书香之家，曾是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子。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之下，勇敢地追求爱情自由和人格独立，然而理想与现实格格不人。和诗人结婚之后她百依百顺，但生活很快趋于“平淡、无聊、厌烦”，诗人弃她而去，女儿天亡。陈白露的“恋爱、结婚、家庭生活幻灭了”，她也看破红尘投入黑暗，一个接受过新思想涤荡的知识女性从此沦落十里洋场，她的性格也因
自身经历变得矛盾复杂。曹禺并未简单地将陈白露塑造为一个堕落的高等交际花，而是在角色身上寄予了复杂情怀，塑造出具有性格张力的典型人物。她厌倦上流社会尔虞我诈、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但又无法抵御这种生活对她的侵蚀，她认定自己惯有的生活方式是命运的桎梏，但又无法自拔。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世事的风月女子，时而又像单纯美好的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伤感厌世。
作者以含蓄的笔调叙写出陈白露在灵魂的自我搏斗中所激发出的人性美，尽管周旋于阔佬与恶少之间逢场作戏，艰难地讨生活，但白露的灵魂里依然留存着善良单纯的本性。她赞美洁白的霜，呼唤自己少女时代的名字。她也能挺身而出，怒斥黑三，救下小东西。她也欢呼春天，期待日出，读起心爱的“日出”诗，方达生的出现让她回到了单纯的“竹均”时代。但她却无法摆脱自己的处境，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当方达生决意拯救她、感化她时，她悲哀地发现方达生关注的只是她的“道德”而非她本人，她也因此而清醒认识到自己的屈辱地位和渺茫的未来，在日出之前服安眠药自杀。曹禺让陈白露以宗教祭奠式的方式死亡，为这一堕落的灵魂赋予了圣洁意味。陈白露身上凝聚着曹禺对五四新女性的同情与理解。与作者笔下的其他经典女性形象相比，白露从家庭走出走向社会，见识并经历现实社会的种种，是个地道的社会角色，更具现实批判力量。陈白露复杂性格的形成是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新式教育给了女性睁开眼睛的能力，而物欲社会和道德传统又将这些新女性扼杀。曹禺通过对陈白露复杂性格的塑造描绘出旧中国都市生活的原貌，实现了追问新时代女性命运的愿望。陈白露这个走出封建家庭的“娜拉”对自己的命运有所觉悟，但却找不到个性解放的道路，曹禺借涂抹陈白露的命运提出了与鲁迅先生相同的疑问，社会制度没有变革，也没有经济能力，即使像“娜拉”那样个性觉醒走上社会，女性的结局又会怎样?恐怕也只有堕落或回来两条路。陈白露以她的死做出了女性解放的理性抗争，也向世人展现了一片日出前的曙光。
4.试论述从《雷雨》到《日出》作者的艺术创新。
从《雷雨》至《日出》，相隔时间不长，但曹禺却迈出了较大的探索步伐，在思想主题和艺术结构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
(1) 在思想主题方面:《日出》的现实批判意义更强，没有《雷雨》那么多的偶然和巧合，通过现代都市社会中上层社会的丑行，着力揭露金钱社会对人的腐蚀，揭示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现象，同时表现出了对光明未来的某种理解和向往。作者跳出了“家庭”的小圈子，将目光转向社会，力图描绘社会全貌。在挖掘人物性格和社会生活的深度上，《日出》也比《雷雨》有所超越。《雷雨》主要是从家庭内部关系揭露封建统治，着力反映封建专制主义对人的压迫和虐杀。而《日出》写的是现代都市社会中上层社会的丑行，着力揭露金钱化社会对人的腐蚀，表现对不合理社会的控诉。
(2) 在艺术结构上:散点透视方法，更接近生活本身。《日出》从《雷雨》的家庭生活的场景中跳了出来，展现了较为宽阔的生活画面，截取了包括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各个不同的片断，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而是借鉴印象派绘画的散点技法，并使戏剧冲突尽可能地趋于自然，贴近生活本身，用“横断面的描写”，减少故事的起伏和起承转合。
知识点4
《北京人》
《北京人》：1941 年曹禺发表的《北京人》是他的又一成功之作，（戏剧结构：）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彻底散文化的创作，标志着曹禺从“戏剧化的戏剧”向“生活化的戏剧”的转折。（三代“北京人”的对比：）用“北京人”为剧本命名，囊括史前社会、现实社会、理想社会三种“北京人”形象，（主题：）象征剧本主题的丰富含义，以原始人的勇敢有力，反衬出囚禁在封建精神统治下的北京人的空虚、怯懦、腐朽、堕落展望了它在新思想的冲击下日趋破产的前景。艺术上交替运用象征、对照等艺术手法来揭示矛盾冲突，烘托戏剧氛围，寓意深刻。整部剧作风格深沉、含蓄、恬淡、隽永，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语言抒情且富哲理意味。
1.《北京人》的艺术特色（结合谈曹禺创作）
《北京人》可谓是曹禺戏剧的新探索。
《雷雨》是紧张激烈、激荡郁愤的，《北京人》是平淡而深沉、忧郁而鲜明的。
（1）戏剧冲突
《北京人》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戏剧冲突在曾家内部的日常家庭生活中隐约闪烁、迂回曲折地展开，人物之间在看似平和的表面下进行着错综复杂、严重尖锐的心理搏击。
矛盾冲突的描写中，感情深沉而不外露，平淡而隽永，自然而不雕琢，富有诗情哲理。
（2）语言的内在动作性与抒情性
《北京人》的语言简洁凝练、委婉深长，在隐晦曲折的语言中蕴含着尖锐的内在动作性与抒情性。
剧作对人物的性格、心理进行了细腻刻画，将人物的兴趣、癖好、心态置于中国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对人的内在精神进行深度开掘，如对愫方的心理描写。
（3）浓郁的地方色彩与民族特色
剧本将人物放置于古都北京的典型环境之中，并描写了古都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与民族特色。
（4）虚实结合的对比象征手法
作品实写现在的北京人，虚写过去和未来的“北京人”，虚实结合，并以过去的“北京人”与现在的北京人形成对照——以人类祖先“北京人”的勇敢有力，反对和批判现在北京人在封建精神束缚下的空虚、怯懦和腐朽；
同时还以棺材为象征，表达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势必要走进棺材的寓意。（曾皓的棺材象征封建阶级的灭亡；棺材被暴发户杜家抢了去，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早晚要进棺材）
又以过去“北京人”打开封建家庭门锁的这一情节，象征“北京人”给予愫方和瑞贞的冲决罗网的力量，引导她们走向光明的未来——表达了埋葬旧生活、走向新生活的主题。
2.分析《北京人》戏剧冲突
《北京人》的戏剧冲突主要有两个方面。
(1）曾思懿与曾皓之间。曾思懿与曾皓的冲突是封建家庭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剧中共
有三次冲突:
①曾思懿策划了一场中秋讨债的戏，目的是使曾皓被迫交出存折。
②曾思懿不顾众人反对，强要送曾皓去医院。名为救人，实是害怕曾皓死在家中，房子卖不出去。
③寿材抵债。曾思懿与曾皓之间揭示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封建家长的权威也荡然无
存，这是封建制度末世的特征。
(2）曾思懿与曾文清、愫方之间的矛盾冲突，既是性格冲突，又夹杂着感情纠葛。
①曾思懿与曾文清足貌合神离的夫妻。但两人性格对立。两人冲突表现为曾思懿没有一天不给曾文清气受，曾文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一再忍让。
②愫方与曾文清精神上的相爱使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更为复杂曲折。曾思懿总是对曾文清、愫方笑里藏刀，给愫方以精神折磨。她视愫方为眼中钉，却又装出关心愫方的样子，又盘算着让愫方做曾文清的小老婆，好侍候她一辈子。愫方对她总是忍让，但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却有坚强的一面，并最后出走。
3.《北京人》的思想艺术特征
《北京人》首先按通过男女主人公曾文清与愫方心灵的隔绝表达对人与人之间的“不相通”的悲哀的体味与思索；此外，通过描写曾家的腐朽、没落，表现出“埋葬旧生活、走向新生活”这一主题。
（1）曾文清与愫方渴望着心灵的沟通却又无法打破隔绝，他们身上隐藏着两个不同的灵魂。愫方是真正的活人，拥有博大而丰厚的爱与坚韧精神；而曾文清作为“人”早已死去，只剩下生命的空壳。愫方竟是为着这样的无用的生命做出无私的奉献，更使人感到，人的美好的感情追求是多么容易被无端地扭曲和捉弄。曹禺式的“残忍”观念因此而得到更深刻的阐发。
（2）曹禺进一步追问“曾文清怎样从‘人’变成‘生命的空壳’”时，他就转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观照。
曾文清生于传统士大夫家庭，染受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作为一种没落的贵族文化，它悠闲、雅致，却带有浓厚的寄生性，最能消磨人的生存意志，这是人的真正“堕落”：人的生命的彻底浪费，人的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彻底丧失。曹禺就这样从一个相当独特的角度对没落士大夫的北京文化进行了历史的否定。
（3）此外，曹禺用虚实结合手法写现在、过去、未来的“北京人”。他让人类的祖先—远古北京人（中国猿人）从天而降，人类学者袁任敢和他的女儿袁圆这样的明日北京人的形象代表了同样发源于北京的“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曹禺就创造了一个舞台奇观：代表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三个不同时代的“北京人”，同时出现在《北京人》同一个舞台空间里，在历史的参照与对比中，更显出“今日北京人”的生存方式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文化的全部荒谬性，同时将读者（观众）推到一定的距离之外，达到某种超越，“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4.简述曹禺《北京人》的传统文化悖论。
答：曹禺《北京人》的传统文化悖论主要表现为：曹禺否定以曾文清为代表的没落士族文化曹禺在《北京人》里从一个相当独特的角度对没落士大夫的“北京文化”进行了历史的否定。曾文清是一个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染受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结果从“人“变成了“生命的空壳”。作为一种没落的贵族文化，传统的“北京文化”悠闲、雅致，却带有浓厚的寄生性，最能消磨人的生存意志，像曾文清竞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怯懦、颓废与沉滞、懒散之中：“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甚至“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这是人的真正“堕落”：人的生命的彻底浪费，人的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彻底丧失。
曹禺赞美以愫方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北京人》里，曹禺在愫方身上寄寓巷对传统文化的某种亲近和肯定。她出身在江南名门世家，也受传统文化熏陶。“作为旧时代的女子，她承担着过多的旧思想、旧传统、旧道德的因袭的重担。”但是在剧本中，对传统人格厌弃的曹禺却对出自传统文化的愫方发出了由衷的赞美，“中国妇女中那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的”，这是与《北京人》的反传统的主导倾向相悖的。
曹禺向往北京人“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快乐”的人生哲学吸引。用“北京人”为剧本命名，囊括史前社会、现实社会、理想社会三种“北京人”形象，象征剧本主题的丰富含义，以原始人的勇敢有力，反衬出囚禁在封建精神统治下的北京人的空虚、怯懦、腐朽、堕落。艺术上交替运用象征、对照等艺术手法来揭示矛盾冲突，烘托戏剧氛围，寓意深刻。作家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传统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落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
总之，《北京人》以曾家的经济衰落为串联全剧矛盾冲突的线索和发生背景，透过这些冲突，深入封建家庭这一躯体深处，着力反映出封建主义精神统治对人的吞噬和人在这种精神统治下对人生的追求，以及这种精神统治的破产。整部剧作洋溢着一种淡淡的喜悦、轻轻的哀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令人回味无穷。
5.为什么说曹禺在《北京人》里才实现了他的“走向契科夫”的宿愿？
曹禺在创作中期呈现出向契诃夫靠拢的倾向，即向“生活化戏剧“转化。曹禺深深迷恋契诃夫的剧作，也曾表达过“师从”契诃夫的愿望，在《北京人》的创作中，作家与契诃夫得以接近。《北京人》中少有《雷雨》及《日出》中激烈的情绪和跌宕的情节，而是吸取了契诃夫“诗意的生活化戏剧”的精华，既舒缓又紧张，既淡泊又幽深。
《北京人》中随处可见契诃夫剧作的影子，剧本的节奏平缓闲静，流畅自然，尽管存在精心设置的戏剧冲突，然而矛盾却是通过柔和的情绪释放出来。作者把生活原貌自然、质朴地呈现在舞台上，从曾文清、曾思懿、愫方三人曲折的家庭关系，到愫方看到文清意外归来所引起的痛苦和幻灭，再到愫方最后的出走，所有场景都在平常自然的语言和行动中进行，而平和的言行之下又透露出人物心理的冲突和灵魂的复杂性。这种“契诃夫式”寓动于静的创作手法使戏剧与生活本真更为契合，将人物内心世界提炼得更为真实和丰满，既使剧本扣人心弦，又荡涤出绵长的意蕴。
除营造散淡平和的格调外，契诃夫还擅长采用象征手法来增强戏剧的诗性与内涵这一特点，在《樱桃园》中最为显著。曹禺师法契诃夫，对象征手法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北京人》与《樱桃园》不论在题材、体裁、风格上都有相似之处，两个剧本表现的都是曾经钟鸣鼎食的旧家庭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无可挽回地走向腐朽和衰亡，剧中人物徒劳的努力、对命运的叹息、绝望的挣扎都传递给读者淡淡的哀伤。
“樱桃园”是昔日生活的象征，樱桃园的失落代表了旧生活的殒没；而在曹禺笔下，“北京人”这一重要意象则成为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象征性形象。因为痛恨当下腐朽沉闷的生活，鄙视猥琐麻木的世人，作家以“北京人”这个原始野性的形象作为汹涌生命力的象征，来映照腐朽社会的种种丑象和诸生之态，并昭示了新生命的曙光已经出现。“北京人”这一形象融合了曹禺对黑暗现实的激愤和对未来新社会的朦胧构想，成为理解戏剧冲突的枢纽意象。与契诃夫类似， 曹禺所采用的象征意象细腻贴切，剧本也因其象征性内涵和潜藏的诗意而感人、怡人。
曹禺曾对“太像戏”的《雷雨》表示过不满，希望自己能创作“平铺直叙”、“深邃艰深”的契诃夫式戏剧。从《日出》起曹禺开始像契诃夫靠近，剧本冲破了《雷雨》紧张的情节和紧凑的结构，尽管存在中心人物陈白露，但情节却分散在众多人物的日常生活和事件当中。而到了《北京人》，“契诃夫意味”则笼罩了全剧，传统戏剧中豌蜓曲折的剧情、紧张激烈的高潮被淡化，取而代之以对生活的真实叙述和对心理活动的细腻表现，从生活深处洋溢出来的诗的芬芳与人物、事件浑然一体，点缀着闲散清幽的生活环境。《北京人》在风格和艺术手法上，深得契诃夫精髓，这不仅是曹禺创作技巧的提升，更是作家戏剧观念和创作心态的转变，在《北京人》里，曹禺实现了他“走向契诃夫”的宿愿。
知识点1
《原野》
《原野》：曹禺剧作中唯一一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全剧分三幕。剧中的主要人物有仇虎、焦母、金子等，它通过仇虎复仇的悲剧反映了受尽地主焦阎王压迫的农民的挣扎和反抗。仇虎受了旧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认为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非理性的复仇观念，使他的复仇行为具有—定的盲目性，他之所以走上个人复仇的道路，是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决定的。作品渲染仇虎内心的恐惧与内心的谴责时，运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充分表现了仇虎内心的心理活动，具有希腊悲剧的力度美和浓厚的神秘色彩。
1.曹禺在《原野》中是如何进行现代艺术创造？
曹禺自创作伊始便身处现代意识和西方文艺理论影响之中，《原野》（1936）作为曹禺继《雷雨》和《日出》的第三部戏剧著作，具备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展示出作家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1） 受美国戏剧艺术家奥尼尔《琼斯皇》的影响，《原野》充溢着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原野》中意象繁复奇异，各有其深奥的象征意义。“原野”景观的奇异险峻暗示着仇虎的内心世界及其遭遇的不公，“森林”象征着对生命原始形态的追求，“老屋”隐喻着由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所支撑的腐旧文明，“金子铺的地方”则代表了精神自由、物质富足的理想之地。这些反复出现的意象既是构成故事发展的一部分，又赋予故事特有的象征性内涵，象征主义手法的应用令《原野》“鬼气森森”富于神秘色彩，制造了压抑诡异的氛图和紧张动的情绪。
（2） 《原野》还体现出曹禺对表现主义艺术手法的借鉴。表现主义重在内心体验，《原野》脱离了在《雷雨》和《日出》中对剧情的侧重，并不一味追求矛盾冲突的表面性和激烈性，而是更为关注角色的心理世界和情绪纠葛。《原野》着重表现了仇虎在复仇过程中两种意识的对抗：复仇的渴望以及变相复仇之后的良心追问，作家在展示这一戏剧冲突时采取了心理动作的形式，仇虎的记忆、经历、梦境和幻想交织在一起，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朦胧感，集中表现了主人公恐惧、紧张、内疚、迷惑的复杂心理状态，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曹禺穿越人物外部表层深入内心世界，使戏剧同作家对人物的深刻理解契合起来，形成了内向化的戏剧美学风格。
（3）除此之外，《原野》在艺求上的“现代意味”还体现在形式的新变上，曹禺对现代戏剧形式有着自觉追求，《原野》超越了现实主义表现方法，采取“追溯式”情节结构方式，打乱了传统戏剧中时间的自然序列，戏刚的内在张力得以加强，情节结构具有了弹性，仇虎带着一股狂热的复仇情绪回到故乡，他与白傻子在铁轨边的一段对话引出了过去的一段仇恨，冲突得以展开，在第三幕中，幻象不断出现，焦王、屈死的妹妹、苦命的父亲一同构成了对过去事件的“补叙”，情节结构的完整性在此实现。仇虎的幻觉起到了间离作用，成为激发观众想象力和思考力的一种媒介，这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上难能可贵。曹禺对现代戏剧形式的热情不仅是作家对戏剧美学观念的自觉追求， 更体现了现代戏剧的一种发展方向。
《原野》从多方面显示出曹禺对现代艺术手法的借鉴和探索，如果说《雷雨》与《日出》体现了曹禺试图向现代戏剧艺术靠拢的愿望，那么《原野》则是作者综合实践的产物，表征着作家对现代艺术的有意诉求。从《原野》开始，曹禺真正走向了现代，尽管曹禺自认为《原野》“不算成功”，然而《原野》仍不失为作家把现代艺术手法的代表作品之一。
曹禺创作分期问题
以往研究界多以1949 年为界，将曹禺创作笼统划分为前、后两大时期。该划分能够反映曹禺建国之后思想与创作方法的整体转变，但存在局限：把 1949 年前全部创作视作同一阶段，忽略了抗战爆发前后曹禺文化立场、悲剧观念、审美思想的显著变化，使得曹禺建国后的创作转向显得突兀，难以看清其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
文章作者李扬提出三分法，把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作为关键分界点，将曹禺创作分为前期、中期、后期：
前期（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以前）立足于审美现代性，聚焦个体生存困境，书写小人物的生命悲剧；评判人物持 “非道德” 立场，尊重人物原始生命激情；民族国家主题退居幕后，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原野》。
中期（1937 年 7 月 —1948 年，悲剧观念转向期）受国难现实冲击，现代性立场由审美现代性转向启蒙现代性。悲剧书写转向国家危亡、民族复兴、匡扶正义等宏大主题，评判人物转为道德立场；重视戏剧的社会宣传救亡功能。与此同时，曹禺依旧坚守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批判立场，批判官僚腐败，保有知识分子独立品格，代表作品《蜕变》《黑字二十八》《桥》，也包含部分延续前期特质的《北京人》《家》。
后期（1949 年以后）思想上从同情革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创作上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驱动力由内心艺术表达，转变为遵命写作。
（参考：李扬《论曹禺悲剧观念的转向——兼谈曹禺创作的分期问题》）
